中国是否赢了疫情却输了世界（图）

尽管中国内地仍旧面临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境外输入风险，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的防控已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到4月21日现存确诊病例减少到1,651例，新增病例持续少于治愈病例，复工复产几乎已经全面展开。然而，正在中国民众的生活逐渐回归疫情前的正常景象，全球疫情蔓延让中国形象陷入异常的被动局面。

近期，随着美国开始鼓动包括“向中国索赔”在内的反华言论，不仅“中国制造病毒”的猜测卷土重来，而且关于中国医疗物资、疫情数据和早期防控的种种质疑，被渲染成为对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外交的威胁。4月20日，一则关于美国、英国等40个国家约1万名市民向中国政府提出集体诉讼的消息，似乎让外界更加确认，全球多国正在向中国发起“调查”和“索赔”。

目前，关于各国要中国对疫情“负责”的讨论，海外舆论主要聚焦在三点，第一是多国对中国发起关于疫情应对的“调查”，第二是多国因警惕中国而试图将产业链撤回，第三则是中国广东对非洲人种族歧视的争议。

从诸多的负面舆论来看，不止美国，似乎全球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都在考虑在疫情上对中国“清算”、在贸易上和中国“脱钩”、在外交关系上和中国拉开距离。不过，一些报道之中对几个问题有意或无意的混淆和联想，值得用更清醒的眼光来讨论。

“调查病毒”还是“调查中国”

美欧国家的疫情爆发之后，关于向中国追责的言论不绝于耳。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如果说美国威胁调查中国确有此事，那么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都跟随美国“讨伐”中国的说法则更值得推敲。特别是备受关注的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关于呼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言论，其原话是“我们需要通过独立调查了解细节，确认病毒的起源、最初的处理和应对方法、信息分享的开放度以及各国领导人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互动”，而这被不少媒体解读为是支持美国“调查中国”。实际上，佩恩当时对于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表示“信任”，需要独立调查的是围绕新冠病毒的问题。

的确，无论是佩恩还是英、法、德的领导人，都对中国疫情数据和透明度有或多或少的质疑，这对于西方来讲算是常态。不过，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我相信中国对这种病毒的起源越透明，对世界就越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认为中国已经很好地应对疫情是‘天真’的想法”来看，根本得不出“英法德澳加入美国施压中国”的结论。就连态度更加强硬的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敦促“中国必须回应疫情如何爆发的尖锐质疑”，也难和对中国发起调查等同起来。

保护产业链不等于对抗中国

疫情导致全球医疗器材和个人防护用品紧缺，作为全球产业链重要一环的中国，因此又背上不少骂名。从中国输出医疗物资的质量问题、捐赠物资的“宣传攻略”，再到现在美国指责中国囤积口罩等物资高价售卖，各国要维护重要产业和战略物资“自给自足”的呼吁越来越多。印度、日本、欧洲担忧疫情下外资收购本国重要企业，也被解读为是针对中国资本。

诚然，疫情期间很多西方国家发现，重要的药品、医疗物资在供应链上竟如此依赖中国和其他国家，于是领导人们纷纷表态要加强战略物资的产能，甚至是鼓励企业将产业链转移回国。灾难之下这也是正常反应，目的在于自保。同理，对于外资的防范最大的目的也在于保护自身企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抗中国”。

比如，欧盟在3月底发布指导意见，警告外资获取卫生保健产业或相关企业的风险增加，德国4月宣布收紧外资收购本国企业的规则，都针对的是非欧盟国家，这些规定也同时适用于美国。然而有舆论将其形容为“世界正在对中国的恶意收购觉醒”，充满地缘政治冲突的色彩。

相比之下，印度4月17日发布外国直接投资规则修正案，其中规定与印度接壤的国家实体，或投资受益人是此类国家公民的企业，只能通过政府线路进行投资，而日本在4月初拨款22亿美元帮助本国企业帮助企业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将产业链转移回国的政策，则更有针对中国的倾向。可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两国要“加入美国，和中国脱钩”。

在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产业链转移本不值得惊讶。但是西方的右翼政党因此煽动的对华“脱钩”则并没听起来那么容易，多国出台的保护措施，不应该简单地被解读为与中国的对立。

中国因疫情陷入外交困境？

无可争议，疫情之下国际社会舆论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本来凭借防疫成果、输送物资而希望提升国际形象，不过现在看来中国处在舆论的被动地位。“索赔论”仍会继续发酵，比如和中国展开口水战的德国Bild杂志。但是并非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官方机构都将这种冲突上升到了外交层面。

在中国广东非洲人待遇的争议上更是如此。广东地方在对非洲人的疫情检测、隔离等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妥的处理，西方媒体也大量披露了非洲国家公民在疫情之下遭到了人际间的冒犯和歧视，说明中国在社会多元化层面的治理和意识存在短板。不过，当媒体将这个问题上升到“阻碍中非合作”以及“重创中非关系”的层面上，就不得不令人质疑这种联想背后的动机。

很显然，美国包括政府、学者、舆论在内的声音对中国的问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在疫情下的延续。各国都在疫情之下挣扎，对中国武汉疫情的抱怨和防疫成果的质疑，除了为转移国内的视线，也有社会情绪的因素。疫情对全球国际关系必然有深刻的影响，但在当下各国的情绪处境之下，轻言中国的外交环境因此恶化，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