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戴首饰、不敢穿有logo的衣服！欧洲老钱奉行“幸福者避让”原则，只因仇富犯罪激增？（组图）

夜幕下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依旧灯火璀璨，但在这浮华之下，一股针对富裕阶层的暗流早已汹涌。

埃里克·拉赫什维克 (Éric Larchevêque)——加密货币硬件钱包公司 Ledger 的联合创始人，最近在社交媒体X上发出痛苦的呐喊：“我们已经受够了法国的‘墨西哥化’！” 

他说的是那些如同墨西哥毒枭般无法无天、日益猖獗的暴力犯罪，使得法国富裕人群日益不安。

拉赫什维克的愤怒来自何处？今年一月，他曾经的合伙人戴维·巴朗 (David Balland) 在家中遭到绑架，绑匪们甚至残忍地切下了巴朗的一根手指，并附上视频索要巨额加密货币赎金。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余波未平，另一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Paymium 的首席执行官的女儿和外孙，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街头险些被掳走！幸亏其伴侣和路人及时出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这一桩桩、一件件，如同不断加码的砝码，压得法国的富人们喘不过气。

拉赫什维克痛斥道：“这些罪犯已经没有任何底线，没有道德，也无惧惩罚，因为有罪不罚和司法宽松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他的疾呼，在法国的创业圈和富豪圈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帕斯卡，一位年轻的初创公司老板，公司刚融资数千万欧元，他忧心忡忡地表示，拉赫什维克用“墨西哥化”来形容当下的法国十分精准：

“这个法治国家正在走下坡路，充斥着那些被暴力剧集喂大的、毫无底线的年轻罪犯。”

莎拉，一位在巴黎从事房地产的六旬女企业家，拥有可观的资产，她也感同身受：“这种恶化大约始于十二年前，你甚至不需要看新闻，就能从朋友那里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抢劫、入室盗窃的故事。” 

她极力避开那些危险的人和事，否则她一定是损失更大的那一方：“这些年轻的罪犯背后往往有主使者操控，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我现在不敢再佩戴任何外部象征财富的饰品，比如珠宝或者名牌服装。我们被迫‘匿名化’，被迫躲藏起来，生怕遭到抢劫或者绑架。”

“在今天的法国，无论你是在加密货币领域还是其他行业取得成功，都等同于在自己背上贴了个靶子。”拉赫什维克在他的帖子中继续控诉，“人们还说，是我们自己应该更低调，是我们自己应该躲起来，是我们自己有点‘咎由自取’！” 

就像过去长期以来阻止性侵受害者发声的“谁让你穿那么短的裙子”一样，充满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莱昂内尔，一位在法兰西岛大区拥有一家百人规模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他倒不同意“墨西哥化”的说法，因为“在墨西哥，整个社会都更加暴力，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绑架”。

他认为，法国当下的状况“更像是六七十年代意大利‘铅弹年代’的社会心态，那时所有的老板都被视为混蛋，企业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财富本身仿佛成了一种原罪。

这种“仇富”的情绪，可以说是法兰西的性格底色。

法国经济研究所 (Iref) 主任尼古拉·勒考森(Nicolas Lecaussin) 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法国人对富人的“恨意”根深蒂固。

根据最新的 Odoxa 调查，十个法国人中有七个认为富人在法国不受待见，高达52%的人承认自己不喜欢富人。

媒体上、政客口中、工会领袖的演讲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对巨额财富的口诛笔伐。富人被指责逃税、剥削工人、道德败坏，仿佛社会的一切不幸都源于他们的“为富不仁”。

更有甚者，如欧洲生态绿党(EELV) 的全国书记玛琳·通德利耶 (Marine Tondelier) 和“不屈法国”党魁让·吕克·梅朗雄 (Jean-Luc Mélenchon)，甚至公开要求富人离开法国。

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和人身威胁，富人们何去何从？

“我越来越常考虑离开，”莎拉坦言，“因为没人敢做出正确的决定，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当然，税收也是原因之一。” 莱昂内尔也表示：“过去两三年，很多人都在考虑离开，因为他们被贴上了‘经济叛徒’的标签，而且搬到邻近的欧洲国家，比如瑞典实在太容易了。” 

可是，瑞典还是富人天堂吗？未必。

这种令人不安的“仇富”暗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早已非法国独有。北欧的瑞典，近年来也呈现出一种吊诡的景象。

洛克菲勒国际公司主席鲁奇尔·夏尔马 (Ruchir Sharma) 在分析福布斯富豪榜时发现，瑞典的亿万富翁财富占GDP的比重飙升至31%，在20个主要经济体中增幅最大，水平也最高。

你可能很难想象，瑞典拥有45位亿万富翁，按人均计算，比号称进入“新镀金时代”的美国还要多1.5倍。

当年美国首富约翰·洛克菲勒的财富达到顶峰时，约占美国GDP的1.5%，而今天的瑞典，有七位巨头的财富占本国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洛克菲勒的巅峰时期。

更令人玩味的是，夏尔马将亿万富翁分为“好”的（来自科技、制造业等）和“坏”的（来自房地产、大宗商品等更能滋生腐败的行业）。

在瑞典，“好”的亿万富翁与“坏”的亿万富翁数量之比，竟然是惊人的二比一。

尽管瑞典也孵化了一些科技新贵，但在福布斯榜单上，科技行业的富豪仅占少数，“好”的亿万富翁财富占比仅为12%，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

夏尔马警告说，瑞典在他追踪的20个国家中，三项亿万富翁指标的综合排名已经垫底，这绝非吉兆。

他从2010年开始进行此类分析，根据他的过往的研究经验——比如，当年印度“坏”的亿万富翁财富激增，引发了社会对财富创造的反弹，甚至拖累了整体商业活动。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亿万富翁指标的糟糕表现，往往预示着世界各地的社会动荡，例如2019年智利爆发反对社会不平等的大规模骚乱，以及2023年法国爆发的“向富人征税”的集会，巴黎的抗议活动甚至点名针对顶级亿万富翁。

瑞典经济学家约翰·诺伯格 (Johan Norberg) 现在形容他的祖国非常极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鼓励财富创造，尤其是在生产力最高的行业，但平衡至关重要。过多的财富集中在顶层，掌握在过多“错误类型”的亿万富翁手中，会使一个国家面临政治反弹或政策逆转的风险。

夏尔马认为，瑞典现在正是这种动荡的“沃土”。

无论是法国街头针对富人的暴力犯罪，还是瑞典潜藏的“反资本主义”怒火，都映照出社会深层的矛盾与焦虑，社会安全感缺失不仅仅是富人的危机，更是整个社会肌体发出的警报。

拉赫什维克说：“我们不应该为成功而道歉。” 因为当成功者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时，这样的“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这道题，不仅考验着法国，也拷问着每一个正在经历社会财富结构剧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