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沉的城市：从雅加达到上海天津大连（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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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房子已经下沉很久了。」埃尔娜（Erna）说。她补充说，22年前站在屋外时，「窗户的高度还在我胸口」，而如今已经下降到膝盖高度。

埃尔娜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这是全球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她的家位于北部的重灾区，如今地势已明显低于道路。每逢暴雨，这里就会淹水。

现年37岁的她在这里长大，记得以前热闹的港口与清真寺，如今都被水永久淹没。

她的家建于1970年代，墙壁布满裂痕，室内地板已多次加厚水泥层来擡高地面——总共约有十次。

现在有些房间的地板比原始高度高出一米，但房屋仍在下沉，而埃尔娜无法负担搬家的费用。

埃尔娜和母亲索尼要多次增高他们房屋的地板。

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一项研究，这只是数十个以令人忧虑的速度下沉的沿海地区之一。

研究团队调查了亚洲、非洲、欧洲与美洲48个沿海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层下陷情况。这些地区特别容易受到两种现象的夹击：一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二是地面本身下沉。

根据这些研究和联合国数据，BBC估计有接近7600万人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下陷区域。这些地方在2014到2020年期间平均每年下沉了至少一公分。

他们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比如在中国北方城市天津，2023年有3000人从高层公寓中被疏散，原因是地面下沉导致附近街道开裂。

所有48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都显示在这个地球仪上。其中地层下陷最严重的是中国天津，在本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工业与基础建设发展。该市最严重的地区在2014至2020年间每年平均下沉18.7公分。

下陷数据通过该城市的一个测量点得出，科学家假设这里相对比较稳定。你可以在文章末尾查看相关方法。

地下水抽取的风险

「地层下陷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见，」南洋理工大学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谢丽儿（音，Cheryl Tay）说。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地下水抽取。」她解释。

地下水存在于地表以下的砂层、土壤和岩石缝隙中。

它占了全球家庭用水（包括饮用水）的大约一半，对农业灌溉也至关重要。

但随著城市人口增长，淡水供应压力加剧，一些家庭与工业部门会自行钻井抽水，过量抽取，如在雅加达的情况。

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会压实土壤，最终导致地面连同建筑物一起下沉。

「许多下沉的城市位于亚洲或东南亚，」谢丽儿女士说，「这很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口增长快速、开发迅速，对水的需求特别高。」

「这会导致地下水被大量抽取，进而恶性循环……这意味著未来洪水会更频繁、更剧烈，也会持续更久，」她补充说，并指出还可能发生「盐水入侵」，影响农地与饮用水的水质。

不同地质对下陷的影响不一，谢丽儿认为，兴建在低洼三角洲上的沿海城市——例如雅加达、曼谷、胡志明市和上海——风险特别高。

如今几乎整个雅加达的地势都低于海平面。该市位于13条河流注入大海的沼泽地上，使其特别脆弱。

地面下陷与海平面上升的结合，加速了所谓的「相对海平面上升」，谢丽儿说：「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地面在下沉，水位在上升。」

图片显示雅加达淹水情况，住宅与商业区泡在水中。

印尼气象局表示：「过去每五年才出现一次的洪水，可能会变得更频繁」，因为「极端降雨的整体趋势正在印尼上升，这与地表温度上升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有关。」

在过去十年里，雅加达的洪水造成数十人死亡，至少28万人被迫撤离知道洪水退去。

由于雅加达部分地区比1970年低了4公尺，印尼决定兴建一座新首都「努山塔拉」（Nusantara），选址于另一座岛屿——婆罗洲，距离超过1200公里。

这座新城市离海更远，将依赖大型水坝与水库储存河水与雨水，计划净化后供应给所有家庭与办公室，从而不再抽取地下水。

然而，这座新城市计划备受争议，发展进展缓慢。有批评指出其造价高达340亿美元，且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造成环境破坏。

艾布特梅塔（Ebute Metta）区的建筑正在下沉，白色虚线显示该建筑原来的位置。

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涵盖了五座非洲城市，其中包括奈及利亚的拉各斯。根据报告，去年有超过27.5万人受到洪水影响。

28岁的 卢卡（Rukkayat）三年前搬到城市东部的艾布特梅塔（Ebute Metta），寻找工作与更好的生活。

但她只负担得起一间位于下沉地区的出租房——正是南洋理工大学报告中指出的高风险地点之一。

「在一个只要下大雨或遇到暴风就会淹水的地方生活真的很困难，」她说，「我常常得用脸盆从走廊舀水。」

房子的墙壁已开裂、地板潮湿、屋顶漏水——专家指出，这是地层下陷地区的普遍情况。

拉各斯与雅加达一样，都正经历快速城市化与人口增长，而其中超过一半人口无法使用自来水。

这类城市的居民与工业往往依赖自行抽取地下水，这就是下陷问题特别严重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南洋理工大学所识别的48个沿海城市中，地下水抽取是一半以上地区出现地层下陷的主要原因。其他人为活动，如建筑与采矿，也可能造成影响。

自然因素也不可忽视，包括地壳移动、地震与自然土壤压实（即土壤随时间被压得更紧密变密实），但一些专家认为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远不及人类活动。

碗状效应（The bowl effect）

随著越来越多沿海城市面对地层下陷与海平面上升的双重威胁，它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法有时会引发其他问题。

例如，雅加达、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以及越南的胡志明市，都已在海岸线兴建堤坝、防浪墙与沙丘屏障，以防止海水入侵。

图片显示一道巨型防浪墙，用以阻止海水涌入北雅加达住宅区。

埃及亚历山大的海边混凝土防波堤，用来保护城市不受海水侵袭。

但意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ova）的皮埃特罗·泰亚蒂尼（Pietro Teatini）教授指出，这些愈建愈高的大型墙体可能造成所谓「碗状效应」，即雨水与河水被困在墙内，无法自然流入大海，反而加剧内陆淹水。

因此，为了排出积水，雅加达与胡志明市等地都建设了抽水站。

然而，这些措施并未应对地层下陷或洪水产生的根本原因。

东京如何解决地层下陷问题

当东京发现部分地区出现地层下陷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直接针对问题根源。

自1970年代起，东京对地下水抽取实施严格限制后，下陷速度显著放缓。

此外，东京也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供水管理系统。科学家认为，这种方式是目前最有效的地层下陷遏止方法。

根据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今天的东京相对稳定，虽然在2014至2020年间仍有少数地区每年下沉介乎0.01至2.4公分。

那么，东京的供水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

尽管东京的系统行之有效，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米格尔·埃斯特班（Miguel Esteban）教授指出，要将这种模式广泛推行仍有困难，原因是其建设与维护成本极高。

不过，他补充说，仍有一些亚洲城市视东京为典范。

例如，台湾的台北在1970年代就减少地下水抽取，这一举措有助于放缓地层下陷的速度。

其他城市——如休士顿、曼谷与伦敦——也都谨慎地调控地下水抽取量，确保不会过多或过少。

有些城市则采用不同策略。例如，上海采取「回灌法」，并获得良好效果。

泰亚蒂尼教授说，上海将从长江取得的净水，透过已废弃的地下水井重新注入地底。

也有城市如中国重庆、萨尔瓦多的圣萨尔瓦多，采取「海绵城市」（sponge city）理念。

这类城市不再只使用不透水的混凝土与柏油铺设人行道与街道，而是改用可自然吸水的材质，如土壤、草地与树木。海绵城市强调兴建公园、湿地、绿地，以及能在雨季引流储水的湖泊与水塘。

该座在重庆边缘的建筑物的屋顶能吸收雨水、协助管理暴雨。

该住宅社区的建筑设计，配有能储水与吸水的空间。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University）的马努切赫尔·希尔扎伊（Manoochehr Shirzaei）教授表示：「这可能是一种更可行、也更永续的解决方案——其成本仅为建水坝的十分之一。」

但批评者指出，这类设施若要应用于既有的城市建设，难度颇高，而且通常规模不足，无法产生大规模影响。

希尔扎伊教授也强调，要真正有效推行这些措施，背后必须有长期的政治承诺。

「地层下陷是逐渐发生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困难的决策，并坚持数十年不变，」他说，即使地下水抽取限制会让依赖水井与钻井取水的选民感到不满，也必须坚持。

专家警告，若不改变现况，未来将会有更多像埃尔娜一样的人，在一场场失败的抗争中，看著自己的家园一点一滴地消失。

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在这项研究中，南洋理工大学选定了距离海岸不超过50公里、且2020年人口超过500万的沿海城市群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使用卫星影像，对比2014年至2020年间的数据，以估算这些城市的地层下陷速度。

地层下陷的测量是以每座城市中一个参考点为基准，该点通常被视为比周围地区更稳定。然而，如果这个参考点本身也在下沉或上升，那么城市其他部分的实际下陷速度可能会比数据显示的更快或更慢。

因此，BBC根据这些数据估算受影响人口时，这种潜在偏差也需一并考虑。

研究中引用的下陷速率应视为一种相对指标，主要目的是识别哪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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