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澳洲对华关系趋稳，但两国分歧仍在加深（组图）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澳洲国立大学教授Andrew Podger在Pearls & 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对华关系趋稳，但澳中分歧加深》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Albanese政府的确实现了对华关系稳定。但在这个大背景下，两国的分歧实际上不断扩大，澳洲必须学会如何向中方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

全文如下：

Albanese政府的“对华政策稳定化”正面临考验，澳中两国的意识形态与战略分歧仍在不断加深。

Albanese政府已成功“稳定”了对华关系，澳洲总理多次强调：“我们将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在必须分歧的地方表达不同意见，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这种务实的态度的确缓和了此前的紧张局势，但两国“必须分歧”的领域正在扩大，而非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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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及其在国际上愈发积极的行动，澳洲国防界的担忧或许被夸大了（或许特朗普近期针对台湾的言论，会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民族主义者对即将爆发冲突的警告），但这些担忧不能被忽视。

我上一次访问北京时发现，中国国内的公共服务的确有所改善，但中共对国内的威权统治也进一步被强化。

对于这一发展方向，澳洲必须在某个时点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态度要坚定但同时保持礼貌与尊重，尤其是在中国鼓励其他国家效仿其威权模式的大背景下。

然而，如何把握表达的语气，对澳洲而言是一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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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控制的强化在我进入中国大学的流程中尤为明显。访客必须提前提供护照信息以获得进入许可，而且申请时需要注明是谁批准了访问，以及参与何种活动。

此外，我进入大学校门时还必须出示护照，护照号码会被录入安保系统以确认许可。

使馆工作人员若要访问或接触大学人员，则需要提供更多细节。我还记得10多年前，中国的大学校园根本没有安检门（就像澳洲的大学一样）。

此外，中国的防火墙如今更加严密，我在中国能读到的唯一澳洲报纸是Canberra Times（这也许说明该报的质量，而非防火墙的松紧）。

ABC甚至The Conversation都无法在没有VPN的情况下访问（而未经授权的VPN可能带来严重处罚）。而且，人脸识别摄像头如今也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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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参加的论坛显示，国际学术交流仍受到中方重视，改善公共服务及其效率的努力也在持续。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亚洲公共行政协会会议吸引了来自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越南、韩国和印度，以及中国的150多位学者和学生（还有少数实务专家）。

我与一位加拿大人、一位俄罗斯人，以及多位中国与韩国的公共行政学教授共同受邀作为专家参会。

大会讨论的议题包括AI在公共部门的制度化演进、AI对公共行政教学的影响，以及在“去全球化”压力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时代，亚洲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挑战。

小组讨论则涵盖了跨亚洲地区的百余项研究成果，主题从水资源管理到医疗服务，从城市绩效管理到农村应对劳动力城市迁移的调整，均涉及实际问题与真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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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反复强调：公共行政必须反映各国自身的文化、历史、制度与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国外经验。

有些与会者更进一步，主张建立东方公共行政理论，以取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借鉴亚洲丰富的行政传统以及儒家与道家哲学。

对某些人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威权框架，支持中国以自身治理模式取代民主化改革的努力。

另一些人则更为谨慎，他们强调必须维护学术独立性，不仅要在亚洲内部互动，也要与全球公共行政网络保持联系，同时拥抱东方视角。

这种普遍接受甚至倡导削弱国际自由主义的倾向，对自由民主政府的支持者构成了严重挑战。

自由主义的原则并非仅是狭义的西方观念，它是数千年来尤其在过去300年间演化而来的成果，涵盖人权、法治、责任政府、公正行政、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

因地制宜是必要的，但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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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论坛是我在北京大学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主题是澳洲与中国的公务员能力建设。

中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改革，包括提升政府对社会的响应能力（“社会治理”）、减轻基层政府（村级与街道层面）的负担，以及推动数字化转型。

中国还通过多元化招聘渠道来提高行政能力，包括从重点高校选拔优秀毕业生以及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横向引进人才。

由于政治与行政之间不存在分离，这些改革在实践中往往与澳洲的改革大相径庭。

“社会治理”改革更侧重于中国共产党，而非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且，这种改革要由中共主导。

“特选毕业生”更加侧重于政客，而非公务员。中国的威权体系或许更适合被称为一种“政治精英治理”。

中国公务员的绩效评估，同时基于政治忠诚与行政及专业能力。对于走政治路线的人而言，前者占主导。对于走行政或专业路线的人而言，后者占主导。

但现如今，政治忠诚标准正被强化为对所有人都适用，这伴随着持续的教育、培训与测试，内容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习近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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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澳洲的重要性无疑会继续增长，无论其影响是积极、消极，或兼而有之。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与中国进行接触，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

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国有一些值得澳洲借鉴的地方：城市规划与管理、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管理、数字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公共行政研究与教学上的投入仍在持续增加。

然而，这一整体模式目前是以侵蚀人权的方式运作，这是澳洲绝不能接受的。

它几乎可以确定正在限制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但中国领导人似乎愿意为维持控制而付出这一代价。

了解中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实现关系“稳定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参与并贡献于中国自身的论坛，以及中国在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亚洲区域论坛，同样至关重要。

但对于澳洲而言，在“必须分歧”的地方表达不同意见，仍是一项挑战。

*本文作者Andrew Podger是澳洲国立大学公共政策荣誉教授，曾任澳洲公共服务委员会专员，以及卫生与老年护理部、住房与区域发展部和行政服务部的秘书。

他于2004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澳洲公共行政学院全国主席，并曾是澳洲与新西兰政府学院的创始董事会成员。2004年，他被授予澳洲勋章官佐（AO）荣誉。

Podger在社会政策领域著述丰富，内容涵盖医疗融资、退休收入、税收与社会保障，以及公共行政等方面。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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