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以色列总统能够访澳，说明澳洲在人权方面存在法律缺陷（组图）

本文译自Pearls & 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媒体从业者Duncan Graham在Pearls & 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以色列总统的来访揭示了澳洲在人权问题上的法律缺陷》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以色列总统Isaac Herzog访问澳洲引发巨大争议，这彰显出澳洲缺乏一个连贯的人权法律框架。  

全文如下：

以色列总统访问澳洲之际，有关抗议、恐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辩论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澳洲缺乏一个连贯的人权法律框架。  

当以色列总统Isaac Herzog下周访问澳洲时，如果抗议活动不仅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还以法律为支撑，它们是否会更具分量？

与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不同，澳洲没有《人权法》。  

据报道，Herzog此行希望讨论“在澳洲采取一切法律手段打击反犹太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要性”。  

在Bondi袭击事件发生前，纽卡斯尔大学人权与国际法教授Amy Maguire博士曾撰文指出，澳洲实行双元法律体系。  

她写道：“澳洲政府可以同意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但这些义务不会被纳入国内法。这限制了澳洲履行人权义务的能力，因为其中许多在国内法下无法执行。  

“相反，澳洲建立了一个拼凑而成的人权体系。宪法仅提供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包括投票权以及针对特定罪行的陪审团审判权。”  

议会人权联合委员会的审查工作自2023年启动。反对改革的人认为，这将把权力从议员手中交给缺乏灵活性的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  

1996年塔斯马尼亚Port Arthur大屠杀发生后，总理John Howard在各州、领地与联邦的两党支持下，提出修改枪支安全立法。

该提议也得到联合政府伙伴、国家党领袖Tim Fischer以及工党反对党领袖Kim Beazley的支持。  

这种值得称赞的团结在Bondi大屠杀后的应对方案中几乎消失殆尽。  

以色列总统Isaac Herzog访澳引发争议（图片来源：Pearls & Irritations）

我们还看到，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声称Albanese政府通过其外交政策在推动并鼓励反犹太主义。  

正如外交部长Penny Wong所说：“澳洲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两国方案，这始终是实现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且长期的愿望。”  

总统是否会在访问澳洲期间，公开否认Netanyahu对东道主的诋毁？是否会有勇敢的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她或他是否会得到回应？  

Herzog此次访问期间将会有抗议、示威、演讲以及大量警力，预计此行将引发国际关注，特别是在毗邻的国家——那里穆斯林占多数，比例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本文撰写地印度尼西亚在宪法中嵌入了人权法。与其他国家一样，拥有法律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享有权利。有钱才更容易获得。  

该国被《经济学人智库》评为“有缺陷的民主”。犹太教被官方禁止，以色列人几乎不可能访问。中东的这个共和国未被承认为主权国家。  

上世纪末，印尼的反犹太情绪似乎有所减弱。1994年，受教育于埃及的伊斯兰知识分子Abdurrahman Wahid（亦称Gus Dur）访问以色列，参与与约旦的签约仪式，并推动中东和平。  

五年后，尽管他几乎失明，却短暂出任印尼第四任总统。他于2009年去世，享年69岁。  

他曾领导Nahdlatul Ulama（意为“学者复兴”）达15年，据称该组织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成员可能超过1亿人。今年该组织迎来成立100周年。  

Deakin University学者Greg Barton博士写道，尽管这位宗教领袖的访问遭到印尼伊斯兰主义者谴责，“……他通过在非穆斯林礼拜场所发表演讲，展示了自己对宗教多元主义的承诺。  

“他在国家事务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倡导角色，这在NU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他的观点是，伊斯兰在开放和多元的状态下才能达到最佳境界。”  

如今在印尼，Gus Dur的价值观已无人问津。当下的民意完全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游行、街头海报和涂鸦无不表达这一立场。  

西方所使用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一标签在这里并不常见，但“极端分子”一词偶尔会被提及。  

在涉嫌Bondi大屠杀的凶手Naveed Akram受审之前，我们无法知道其动机——也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据称，犹太游说团体一直利用“法律战”及其他威吓手段，来压制那些不愿盲目支持以色列政府及其在加沙行动的人。  

并无证据显示，去年8月数以万计和平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横跨悉尼海港大桥的行动促使枪手于12月14日在Bondi杀害犹太人。那场活动名为“为了人性的游行”，估计有9万人参与。  

大屠杀发生后，舆论界纷纷分析事件，许多人判断失误。Bondi袭击并非澳洲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因为“恐怖主义”这一笼统名词有多种定义。  

无论凶手是出于仇外、精神疾病，还是个人报复，对受害者而言结果并无区别。  

联邦法律规定，“恐怖主义”是“旨在推动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目的的行为或威胁；并以胁迫或恐吓澳洲或外国政府或公众为目的……”  

这也包括追求恶名——这是1996年塔斯马尼亚Port Arthur枪击案的诸多动机之一；那次事件造成35人死亡，大多是年轻人。  

1928年在北领地发生的Coniston大屠杀被认为是最后一次官方批准的屠杀，造成31至200人死亡。  

1788年至1934年的边境战争中，估计有3万人丧生，其中包括2500名白人。其根源在于种族主义，也就是新殖民主义，以及在未进行谈判或补偿的情况下掠夺原住民土地。  

对土地的原始拥有者而言，杀戮者就是恐怖分子。  

人权倡导者、Civil Libertie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Bill Rowlings写道：“Menzies式的澳洲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的范围内，强调家庭的首要地位、议会对行政权的制衡、法治以及以下原则：  

“个人应享有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包括言论权、追求抱负、勤奋工作、学习技能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前提是个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以及  

“自由结社的权利，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社区作出符合其世界观的贡献。  

“这些正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石，该文件得到了历届自由党政府的支持。”  

通过《人权法》或许能成为我们显得正义的原则。1月21日的追悼会上，拉比Jacqueline Ninio表示：  “现在要继续生活。在失去的那一刻，我们承认生活将不再相同，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墓地。  

“我们必须重新走入世界。”她的演讲报道中并未提及伊斯兰。  

*本文作者Duncan Graham从事新闻工作逾40年，涉足平面媒体、电台与电视，著有《People Next Door》。

本文译自Pearls & 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