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年重返北京！澳媒恢复在华实地报道，记者讲述签证获批始末（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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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晨锋报》记者Lisa Visentin成功拿到中国J1签证，即将从新加坡迁往北京。Visentin也发表题为《再见新加坡，你好北京》的文章，讲述了这番经历。

此前受中澳关系影响，澳媒驻华分社自2020年起陆续关闭。随着艾博年政府推动澳中关系稳定，澳洲媒体正逐步重返中国进行实地报道。

全文如下：

过去几周，我一直在新加坡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告别之旅”。从海南鸡饭、椰浆饭到羊肉香料饭，我抓紧最后的机会，穿梭于各大熟食中心之间。

这个被称为“小红点”的岛国拥有600万人口，居民对美食近乎痴迷。这些顶级美味不仅慰藉味蕾，更捕捉到了这座闷热岛屿根植于华人、马来人和印度裔的文化命脉。

新加坡的 Tiong Bahru Market —— 岛上众多的熟食中心之一。

恕我直言，真实的新加坡并非滨海湾金沙酒店的奢华掠影，也不是在莱佛士酒店Long Bar 豪掷60澳元品尝的一杯“新加坡司令”（Singapore Sling）。

真正的当地生活，是汗流浃背地坐在平价熟食中心里，与几十个陌生人共享那份“快乐的煎熬”。如今，我正抓住最后的时光沉浸其中。

新加坡是一个对美食极其痴迷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正忙于打包公寓、清理旧物。大件行李已准备运回悉尼，剩下的家当则被精简为两三个手提箱——这便是我开启北京新生活的全部基石。

12月8日，我站在新加坡CBD的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外，以繁华的天际线为背景，举起护照拍下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幕。我激动地给编辑们发去消息，宣告在漫长的五年等待后，我们终于要重回北京设立分社了。

那一刻本该完美，美中不足的是，正当我准备发送那张 J1 签证的照片时，Telstra 的全球漫游服务却意外断网了。

与当地人一起享用美味廉价的食物。

作为允许记者在中国常驻的签证，J1 签证的申领之路异常曲折，其背后折射出澳中关系政治风向的起伏。2024年4月我接手这份工作时，搬到北京似乎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此前，我的前任 Eryk Bagshaw 在其三年的北亚记者任期内曾多次尝试回归中国，但最终均未能如愿。在边境关闭的混乱时期，新加坡成了我们的“安全后盾”和报道该地区的长期基地。

回溯2020年9月，由于澳中政治关系降至冰点，澳洲广播公司的 Bill Birtles 和《澳洲金融评论报》的 Mike Smith 戏剧性撤离。此后数年，没有任何澳洲媒体能重新在华开设分社。

当时，澳洲记者成蕾被监禁的消息令新闻界心惊胆战。当我初到新加坡时，她才刚刚获释并与家人团聚几个月。基于这种局势，我曾买好昂贵的电视，加入曲棍球俱乐部，做好了在新加坡安顿三年的准备。

但我内心始终期待局势能有所转机，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艾博年政府采取较低调的方式处理外交摩擦，两国关系趋于稳定。2024年7月，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双边高层互动逐步恢复。

2024年8月，《澳洲人报》记者 Will Glasgow 成为首位获准重返北京的澳洲媒体人。他的成功获签，成为了散布在亚洲各地的澳洲记者们的命运转折点。

这意味着 J1 签证的大门再次开启，我在新加坡的生活也随之步入尾声。在编辑部与中国外交官员进行了长达16个月的密集沟通和面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

随着限制松动，短期采访签证也重新发放，我得以在过去18个月里五次进入中国，实地观察这里的社会百态。这些经历让我深信，亲临现场讲述具有细微差别的中国故事，对澳洲读者而言至关重要。

在上海的相亲角，我采访过为单身子女操心的父母；在广州的工厂，工人们向我倾诉陷入贸易战火的困境；在北京，我寻访过禁令取消前的澳洲龙虾，也与信徒讨论过对未来的期盼。

我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前往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在那里，每天都有密集的俄罗斯卡车将各种物资运送回国，支撑着战时经济的运转。

当前，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持续发力，国际体系的格局正面临重新洗牌。对于夹在最大贸易伙伴与最亲密盟友之间的澳洲来说，这无疑是驻华记者最重要的时刻。

随着我的到来，在华驻点的澳洲媒体将增加到三家。我带着对新加坡的深厚感情离开，但我在这里的大多数时间其实都在“北望”，焦虑地等待着签证尘埃落定的那一刻。

现在，签证已经到手。再见新加坡，你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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