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热议：别让移民政策倒退（组图）

澳大利亚需要自由党提出一项面向未来、以证据为基础的移民政策。他们应当摒弃口号式表态、恐吓言论和倒退思维。

自由党不应让自己的移民政策被对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及“一国党”（One Nation）的恐惧所左右。

当前的政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到霍华德政府执政初期。当时，宝琳·汉森针对亚洲移民的竞选言论一度令联盟党阵营心生忌惮。不过，在最初的摇摆之后，霍华德政府在其大部分执政时期内，基本上还是在国家利益框架下推行了相对理性的移民政策。人们记得他们对海上寻求庇护者采取过一些不必要的严厉做法，但在经济类移民、移民安置以及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政策方面，也确实有不少积极举措。甚至多元文化政策也得以保留，只是换上了当时的新标签——“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

遗憾的是，新当选的自由党领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开局便显得失之偏颇。他显然认为，向右转是从“一国党”那里争取选票的必要手段。

在一次“开场思想力作”中，他将自由党与所谓的“好移民”相对“坏移民”的说法捆绑在一起。当然，这使他有别于那些公开支持“坏移民”的政党领袖——不过，我不记得有谁这么说过。

他不仅未提出任何具体的移民削减方案，还暗示将沿着一条颇具争议的“价值观”路线推进。他表示，澳大利亚只欢迎“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人。但这些“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从联盟党议员之间频繁的分裂和更替来看，他们自己似乎也并不共享同样的价值观。不久前，时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还一再向我们保证，我们与美国人共享同样的价值观。但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之下，这种说法如今还成立吗？

《移民法》已有大量条款，允许基于品行理由拒签或取消签证。移民制度主要依据个人的行为（如是否有犯罪记录）而非思想作出判断。自二战以来，已有八百万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这一制度总体运作良好。未来的联盟党政府真的想要去审查数十万移民申请者的个人思想吗？

前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也“帮倒忙”，公开表示自己很欣赏1950、60和70年代的移民政策。我们真的对那个时期的同化政策和歧视做法如此怀念吗？

事实上，澳大利亚人本就拥有多样的价值观。移民带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来到澳大利亚，通常会逐渐适应东道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的观念，丰富并拓展了我们的社会。

在野四年后，自由党仍未提出任何基于事实研究、具体数据和社区利益分析的成体系的移民政策。削减移民人数屡被提及，却没有明确说明将在哪些领域削减。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狗哨”意味的做法，仅仅是迎合近年来净海外移民数量较高以及邦迪海滩袭击事件所引发的社区焦虑。

1990年代，自由党的反应是受到“一国党”煽动对亚洲移民恐惧的影响。那么如今，我们又该害怕谁？

穆斯林和中国人（共产党人）似乎成了惯常的“嫌疑对象”。别忘了，贾辛塔·普莱斯（Jacinta Price）还曾暗指印度移民似乎偏好投票支持工党。

这些恐惧以及对“价值观”的强调，在澳大利亚不同社区之间显得极不均衡。

例如，在邦迪袭击案之后——由两名看似孤立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所犯，具体动机尚未在法庭披露——指责被投向穆斯林宗教社区。前总理莫里森甚至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演讲中呼吁对澳大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教学进行监管。

相比之下，2022年，两名年轻警察和一名无辜旁观者在昆士兰乡村地区遭到武装基督教极端分子伏击并杀害，这些极端分子深受一名美国基督教极端主义者影响。若非运气，伤亡人数可能更多。

然而，当时并没有公开呼吁基督教教会为基督教极端分子的行为承担更多责任。我也不记得有人要求加强对美国基督徒签证申请的审查。

那名被控在珀斯针对原住民抗议者发动恐怖袭击（所幸未遂）的男子，有一个典型的盎格鲁-凯尔特名字，但这似乎并未引发对其宗教背景的广泛追问。

“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一词也在被政客们随意抛出。

在理想状态下，社会凝聚力是指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制度与自由形成共识，并在这些制度框架内以和平方式表达和处理分歧。同时，它也意味着接受文化多样性和促进社会联系。它并不意味着意见一致。遗憾的是，这一词语在公共辩论中被“武器化”——仿佛只要“他们”想得更像“我们”，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所谓“我们”往往就是当时呼吁社会凝聚力的那一方。

这种缺乏事实基础、动辄将责任归咎于整个社区的移民“辩论”，其另一重不良影响，是给澳大利亚的移民社群带来巨大压力。传统上，联邦和州政府会主动与移民社群沟通，给予安抚，并努力缓解社区间的紧张关系。在邦迪袭击案后，似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

联邦政府设有大量机构应对当前问题。

内政部下设有社会凝聚力办公室（还曾设有向总理汇报的社会凝聚力特使，但是在2025年年中撤销）；另有反犹主义特使、反伊斯兰恐惧特使，以及关于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委员会（设有专门部长）、新近成立的内政部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亦设有部长），以及人权委员会。

政府或许应在皇家委员会报告公布后重新审视这些架构，考虑是否有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这可能包括将移民、公民身份和多元文化事务从以安全为导向的内政部中分离出来，设立一个独立的移民与公民事务部门，更有能力向公众清晰阐述澳大利亚移民计划的理由。

与此同时，自由党应当制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证据为基础的移民政策，摒弃恐吓和口号式表述。澳大利亚媒体也应对此加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