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国消费不振的痛点:钱在哪儿卡住了?

如果将经济循环比作一条河流，财政资金、企业投资和金融信贷构成的上游水源，最终汇入居民收入与消费。从投资驱动走向消费驱动，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深刻的一场转型。

李雪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月薪两三万元，生活理应过得不错。过去，她在朋友眼中花钱大手大脚，经常出国旅行，买了不少奢侈品包。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快2000元的内场门票，毫不犹豫就拿下。

这几年不一样。为了备婚，两年前，李雪举全家之力在天津购入一套房产，而今每月天津房贷、添置家具，加上北京租房的费用，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购房以来，那套房子市价跌了几十万元，李雪有些无奈。

与此同时，AI加速各个行业洗牌，她的文案岗位显得愈发边缘。35岁门槛迫近，李雪担忧裁员的指令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前些年透支消费，她还有5万元信用卡欠款没有结清，李雪不得不大幅降低了自己的消费开支。“总觉得未来不太确定。”

李雪的选择并不罕见，过去两年，对许多人来说，存钱变得更为急迫起来。中国居民储蓄规模持续上升。尽管中长期定存利率已普遍降至1%以下，但据中金公司测算，2026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规模约75万亿元，其中1年期及以上存款到期约67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7%。

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正在出现：宏观经济还在增长，但普通人的收入体感和消费意愿似乎并没有同步增强。而过去几年，全国两会几乎不可避免提到同一组关键词——扩内需、提振消费。

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消费被寄望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但同时，近年来，居民存款规模持续上升，家庭部门的储蓄倾向依然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月数据，2025年中国人民币存款增加26.41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4.64万亿元。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锋向《财经》表示，当前消费疲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很清楚，和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房地产持续低迷紧密相关。

从经济学看，居民消费主要由两个因素主导。一是财富效应：房地产占中国家庭60%-70%以上财富，远高于其在美国家庭中的占比（30%-40%），对消费的更大拖累也不可避免。二是收入效应。这需要政府提振就业，提升劳动者收入和医疗、社会保障，建立有效的经济周期“财政平衡器”，避免收入负作用。

如果将经济循环比作一条河流，财政资金、企业投资和金融信贷构成上游的水源，理论上，水最终汇入居民收入和消费。但现实运行中，这条河似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卡点”：资金在流动，但没有顺畅地进入居民消费。钱并没有消失。问题是，它在哪里停住了？

预期卡点：“人一旦拥有就怕失去”

许冬是一位“90后”，合着丈夫的收入，夫妻年薪到手50万元，在江西南昌不算低。两人公积金每月1.1万元，扣除3600元房贷，每月能剩下不少钱。

前段时间，许冬算了笔账，2025年房贷花了4万多元，买衣服花了8000元；女儿四岁多，还不怎么报兴趣班，一年大概花4万元。水电燃气费、加上保险、吃饭、过节送礼等开销，全年一家花了33万元。最贵一笔消费是旅游，总共花费2万元。

许冬和丈夫在公司解决一日三餐，日常支出非常少，花费几乎都是刚需。但许冬觉得，“焦虑越来越严重，可能人一旦拥有就怕失去。现在对比刚毕业时，这份收入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开心。”

这或许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缩影——愿意消费，但非常理性。中产家庭“非必要不花钱”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预期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学理论中，消费不仅由当前收入决定，还受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当就业稳定性下降、收入波动加大时，家庭往往会提高储蓄比例，以应对潜在风险。

而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放缓、企业营收压力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较往年下降2.3%、3.3%，直到2025年才转正增长0.6%。

面对经营压力，不少企业将“降本增效”纳入决策考量，有时直接体现为削减员工规模。2023年以来，多家互联网企业进行组织调整或业务收缩。

根据阿里巴巴年报，截至2022年及2024年3月31日，阿里巴巴的全职员工分别为25万多人和20万多人，减少了5万人。其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在控制人员规模增长，并通过内部转岗和效率提升降低成本。

同时，伴随平台经济发展，灵活就业迅速增长。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超2亿。其中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电商主播、平台接单设计师和自媒体创作者。

过去，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稳定的劳动合同和持续的工资增长之上。到了平台经济时代，收入不再是固定工资，而是取决于订单数量、平台规则甚至算法分配。这种变化，使得许多家庭在消费决策上更加谨慎。

研究警告，可能出现企业裁员、灵活就业增多、收入预期不稳、保守消费、企业营收下降、进一步裁员的循环。当大量劳动力从高薪稳定岗位流向低薪灵活岗位，社会平均消费能力会被稀释，导致总需求不足。

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扩张，也在改变收入与就业。制造业尤其明显。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机器换人”已经成为提升效率的重要方式。

一家常德的纺织机械公司介绍，他们的设备可以让每个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从原来的18人减少到2人。另据IFR发布的报告，2022年，全球每新增两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在中国安装。

工厂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和简单劳动，黑灯工厂和机器换人有相应的代价。AI正在加速这一趋势。生成式AI的应用正在进入客服、文案写作、数据分析等多个领域。

许多企业开始利用AI工具替代部分基础岗位。最典型的，将AI用于在线客服系统，大幅减少人工客服需求；电商使用AI生成基础商品描述和营销文案；前不久，短剧演员也可以被AI替代了。

但就业是收入和消费的前提。2月23日，美国研究机构Citrini Research发布的《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警告：AI的大规模应用将导致大量白领失业，消费力急剧下降，从而引发企业利润下滑。

企业继而采用更多AI降成本，这会改变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经济会出现“生产增加但消费减少”的风险。该报告建议对AI大公司征税，以维持社会消费和经济运转。

2025年8月2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工会志愿者在工会驿站为休息的外卖骑手送上清凉饮品。图/新华

今年全国两会上，AI对就业的重塑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全国人大代表潘教峰指出，程序员、会计、法律助理、文字编辑等职业，面临较高替代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建议，构建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监测预警机制，探索建立与技术进步适配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平表示，正研究人工智能进步与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政策。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帮助青年人在各行各业施展才干。

分配卡点：如何解开居民消费率低的症结？

现实经济运行中，居民如何衡量自己的远期收入、是否愿意把收入转化为消费，影响着消费的增长空间。

同时，消费增长还取决于另一条传导链条：企业利润能否转化为居民收入？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也决定了社会消费的增长空间。

消费增长的第二个关键“卡点”，恰恰出现在这条链条之中。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统计，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40%左右。这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约54%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中国形成了“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明显较低，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

与其相对的是，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企业利润增加，并不一定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

在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阶段，大量资本回报被用于再投资或储蓄，相当一部分收入并没有最终流向居民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当前关键任务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经济学家呼吁国有企业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

政府工作报告在介绍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图/IC

今年全国两会，房地产仍然是焦点。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分析，房地产占据居民资产大头，资产缩水后，影响居民消费信心。他建议下调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对交易环节税费给予阶段性减免。

养老、医疗、生育和教育支出等社保体系的完善也备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张翼认为，目前育儿补贴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激励效果不一，建议重点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最高每月可获得3800元补贴。

农民养老金也牵动人心。全国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周岁以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这一群体约5400万人，年新增财政支出约2313亿元，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0.83%。

不少专家指出，提升农民养老金，有利于缓解子女的扶养压力，促进农民工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中国消费潜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不断扩大的城市化人口。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分析，中国财产税体系尚不健全。建议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加大国资收益上缴财政的力度，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同时鼓励上市公司增加分红。

若上市公司分红率提升至40%，据测算，居民收入占比可提升1.8个百分点。北京大学教授刘俏则建议优化GDP核算方法，引导地方政府更关注居民收入与企业效益。

财政卡点：强投资，资金如何真正流向居民？

事实上，中国政策层面也正在朝这个方向调整。但许多经济学家判断，转型不会一蹴而就。这牵涉着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投资驱动经济模式调整，涉及财政体系及产业结构的深层调整。

提振内需仍是2026年的工作重点。朱锋表示，长远考虑应侧重关注国际贸易平衡和内需增长。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和有效投资是核心。

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促消费直接资金约3500亿元。

但朱锋认为，“以旧换新”政策力度较上年有所下降且缺乏多样性。当前内需疲弱，实现2%的通胀目标面临挑战，需要政府加大力度推进消费。

摩根士丹利提供的报告指出，尽管财政预算内支出增量中超过一半用于社保和消费，但广义财政赤字主要投向仍是资本性投资，如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

重大项目投资依然占据财政支出大头。发改委宣布，今年相关投资估计将超7万亿元。这主要涉及水网、算力网、交通设施等多领域的建设。

3500亿元促消费对比7万亿元投项目，背后引发了争论。部分学者认为消费乘数效应更高，财政应直补消费以促进经济循环。

另一部分专家则强调，就业才是收入长期稳定的来源。通过有效投资创造岗位，带动居民增收，这种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中已得到验证，不可偏废。

眼下，中国财政支出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持。这些支出往往需要经过较长链条才能转化为居民收入。如果资金没有有效进入居民部门，消费增长动力就会受限。

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依靠投资。刘元春提醒，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二者需要配合促进，把握动态平衡，避免出现萧条。

刘俏分析，关键在于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他建议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

同时，刘俏建议以结构性政策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这既能稳定就业，又能间接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助力经济良性内循环。

一言以蔽之，消费不仅是需求问题，更是经济结构的结果。当就业稳定、分配均衡、保障完善时，居民自然愿意消费。

中国消费或许不会迅速爆发，但这条从投资驱动走向消费驱动的道路，正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深刻的一场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