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党民调飙至29%:移民、房价与不满情绪如何重塑澳洲政坛(组图)
本周,自由党党魁 Angus Taylor 宣布了一项强硬的移民政策,提议基于“价值观”对申请人进行筛选。此举意图非常明确:赢回那些流失到一国党(One Nation)的保守派选民,因为这些人正对移民激增、生活成本攀升以及住房负担能力恶化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

政治编辑 Phillip Coorey 与 Redbridge 民调专家 Kos Samaras 深入探讨了一国党的突然崛起、背后的深层动力及其对澳洲政坛的冲击。
民调创历史之最:一国党如何从6%一路狂飙?
Coorey 指出,一国党的支持率目前已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在上次联邦大选中,该党的得票率仅为 6% 左右,但此后便凭借民众日益增长的怨气稳步爬升。
这种怨气的核心在于高移民水平。无论是否合理,民众倾向于将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此。去年 12 月,公开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在 17% 左右,本以为进入了平台期,但随后发生的 Bondi 惨案成为催化剂,导致一国党支持率再度显著走高,目前已惊人地达到了 29%。
谁在抛弃两大党?“技工人群”成为转向主力
Samaras 分析称,目前转向一国党的选民不仅有传统的自由党和国家党支持者,更呈现出鲜明的经济倾向。这一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 TAFE 或技工学历,多居住在大城市的远郊或偏远地区。
这些人年龄多在 40 岁后期至 60 岁之间,正承受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已不再局限于 X 世代或婴儿潮一代,越来越多的年轻澳洲人也开始向一国党靠拢。
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财务压力巨大的 Z 世代(尤其是 18 至 28 岁的女性)则更多选择投奔绿党,以此作为宣泄不满的出口。
住房危机引发系统性失望,移民成为“出气筒”
Coorey 认为,当前的社会情绪源于一种“系统性失败”的挫败感。即便是一个读基础文科学位的 18 岁年轻人,也要背负 5 万澳元的债务,且面临一辈子买不起房的绝望。
这种情绪会传导给父母,引发家庭式的担忧。住房问题已成为这种社会不公平感的心理核心,而投奔一国党的选民往往将罪魁祸首指向移民,认为这是导致资源紧张的根源。
昆州恐成“震中”:两党制正走向崩溃?
Samaras 的数据显示,一国党目前已成为昆州民调中的最大政党。他预计该党将在下届联邦大选中赢得相当数量的席位。
昆州与维州、新州的人口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悉尼和墨尔本,印度裔等新兴移民群体已取代英国移民成为最大非澳出生群体,这让自由党陷入两难:如果为了争夺一国党的票源而大谈紧缩移民,就会在多元化的悉尼和墨尔本选区失去地位。
目前的预测显示,一国党可能在联邦层面斩获约 12 个席位。在新州 Hunter 地区、中央海岸以及墨尔本远郊,工党也将感受到巨大压力。
老牌政党的反击:发福利与爱国主义博弈
针对这一变局,工党政府正试图通过增加支出和发放福利来平息民愤。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已意识到这种怨气的杀伤力。
在保守阵营内部,自由党的 Andrew Hastie 则尝试用“爱国主义”对抗韩森(Pauline Hanson)。他公开抨击韩森追随特朗普(Trump)的行为是“非澳洲”的,试图以此分化一国党的支持者。
一国党的“职业化”转型:前国家党大佬拟接棒
Coorey 透露,如今的一国党已与 30 年前大相径庭。在操盘手 James Ashby 的运作下,该党正走向职业化。
一个重大的变动是,前国家党风云人物 Barnaby Joyce 去年底已倒戈加入一国党。目前,该党正尝试淡化韩森的个人色彩。韩森在下次大选时将年满 74 岁,目前的计划是她可能在赢得昆州席位后退休,将参议院席位让出,并由 Joyce 出任领袖。
结语:政府能否跑在民怨爆发之前?
为了挽回流失的民意,艾博年政府预计在即将到来的 5 月预算案中采取精准行动。Coorey 预测,政府将针对住房问题重拳出击,甚至可能动及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或信托基金。
这并非一份“反婴儿潮一代”的预算案,而是政府向千禧一代和 X 世代发出信号:政策制订者已经听到了他们的怨声,并正试图全面拆解一国党崛起的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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