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总理保罗·基廷特稿：Angus Taylor与自由党的道德滑坡（图）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Pearls and Irritations》撰文指出，自由党领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对“价值观政治”的拥抱，标志着一种向种族主义的回归——这背离了自由党的传统，转而迎合低层次的政治诉求。

正在与其“极端版本”——一国党（One Nation）竞争的自由党，再次退回到其一贯的政治本能：种族主义。

安格斯·泰勒提出了一项与一个移民国家根本相冲突的政策。他表示，在其领导下的自由党政府将采纳类似特朗普时期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做法，清理并“驱逐”那些不符合“国家价值观”的人，并将他们视为侵蚀国家文化、导致社区“巴尔干化”的责任者。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在泰勒发布该政策时，坐在他身旁的是那位“种族机会主义先生”——约翰·温斯顿·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这位政治人物曾在1988年反对亚洲移民、在其首次担任自由党领袖时期迎合郊区“白人篱笆式种族主义”，并在2001年出于选举考量策动“坦帕事件”（Tampa）这一反人道主义行动。

出于迎合低层选民的政治考量，安格斯·泰勒选择背离自由党最优良的传统——那个属于罗伯特·孟席斯、哈罗德·霍尔特、马尔科姆·弗雷泽、安德鲁·皮考克、布伦丹·纳尔逊以及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政党。

安格斯·泰勒在成为自由党领袖时，曾被视为主流自由派的代表——即一个能够守护自由党在社会与经济政策上长期理性传统的人。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当初都希望他能够稳固自由党的选民基础，并以一种有原则的保守主义来对抗一国党——即便称不上高尚，至少应当是体面有尊严的。

然而，通过拥抱种族主义，并诉诸那种卑劣的分化逻辑与原始本能，安格斯·泰勒已将自己置于一个不配领导该政党的位置——这个政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主导了澳大利亚的治理，并曾倡导国家的凝聚性价值。

种族主义不仅不道德、令人厌恶，更是荒谬至极——所谓我们之中一些人与他人“本质不同”，仿佛天生有别，甚至具有某种“异类生物性”。

两党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有效地服务于澳大利亚。更重要的是，它监督并推动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在这个国家，平等与正义的理念构成了基础，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开放、最有尊严的社会之一。

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所代表的问题在于，她那种愚昧的偏见制造了一种幻想——一种认为现代澳大利亚可以回归单一文化的幻想。而这种单一文化的设想，不承认且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不可能背离周边国家的多边合作，也无法忽视这些社会所蕴含的活力。更不可能一边排斥这些国家，一边贬低移民为我们带来的贡献。

更令人沮丧的是，安格斯·泰勒甚至连为那些曾构成澳大利亚力量基础的原则辩护都不敢——而这些正是他所在政党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