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体面维度”（图）

本文转载自PEARLS AND 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NEWS

摘要

在“外交政策再思考”系列的最新文章中，加雷斯·埃文斯指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必须更加重视——既要成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也要被外界视为如此。

当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理所当然地聚焦于维护和推进自身的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繁荣。在当今这个脆弱、动荡、且日益“特朗普化”的世界中——在《Pearls & Irritations》“外交政策再思考”系列所倡导的政策反思框架下——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两项传统核心国家利益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认为，我们同样有必要、也有空间，让外交政策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去推进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第三大国家利益支柱——即成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并被外界认可为如此。

成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本质上就是被视为一个体面的国家——不仅不是只顾自身、封闭内向的国家，而是一个值得他国尊重、信任、愿意交往并希望效仿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真正关心贫困、维和、人权暴行、公共卫生危机、环境灾难、武器扩散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发生在远离本国的地区，且通常对本国安全或繁荣几乎没有直接或即时影响。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说，这是“超越自身的目标”。

对于那些将这些视为“童子军式理想主义”的冷酷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些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而非国家治理的核心——我的回应始终是，这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责任。它同样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回报，而不仅是内心的道德满足。首先是清晰可见的“软实力”声誉回报。其次是互惠效应：在外交中，如同生活中一样，如果我认真对待你的问题和利益，你也更有可能帮助我解决和推进我的问题与利益。第三，是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产品议题上，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最终都将从有效的集体行动中受益，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国家可能认为自身承担的成本高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越多国家具备合作、集体、良好国际公民的思维，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最关键的衡量标准来看，澳大利亚作为良好国际公民的整体表现，充其量是参差不齐，最糟则令人失望，目前远未达到应有水平。

在对外援助方面，过去五十年中，澳大利亚在援助慷慨程度下降幅度上，是所有富裕国家中表现最差的之一。目前官方发展援助（ODA）仅占国民总收入（GNI）的0.19%，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设定的0.7%目标。当然，我们面临财政压力，但仍不免让人感慨：如果将目前投入到这个被严重误判的AUKUS核潜艇项目的数千亿资金中的一小部分，转用于这一最具代表性的软实力领域，其效果将会截然不同。

在履行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责任方面，我们的记录曾一度令人自豪，但近年来，自“坦帕事件”（Tampa）以来，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其表现都可谓不堪。至于人权问题——国内表现直接影响国际评价，没有人喜欢虚伪——我们的表现至多是参差不齐，在国际上也被如此看待。

在和平外交与应对大规模暴行犯罪方面，像我们当年在结束柬埔寨冲突中所发挥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外交角色，并不常见，但在近年来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蓝盔”行动）的投入上，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的地面部队贡献已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至于应对当前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重大风险，我们的国际表现同样乏善可陈。在疫情应对方面，包括对本地区受影响国家的支持，我们或许勉强算及格；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则连这一点都难以达到。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Chris Bowen）在下一届气候大会（COP）中的领导角色，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扭转其“气候行动消极、迟缓”国际形象的机会。但在缺乏广泛政治与产业共识的情况下，实现真正向低碳经济转型仍面临巨大障碍。

核武器问题上——这在当前环境下或许是最严峻的全球风险——澳大利亚过去曾在多个国际场合发挥积极作用，推动降低风险，并朝着最终实现核裁军的目标迈进。我们本可以再次发挥这样的作用，但近年来的表现虽然积极，却趋于保守。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支持推动所有拥核国家普遍采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原则的国际进程。值得反思的是，当奥巴马和拜登总统曾考虑朝这一方向推进（或其“唯一用途”的等效表述）时，澳大利亚却与部分亚太及东欧盟友一样，未能给予支持。而当前政府对此依然缺乏推动这一议题的意愿。

我始终认为，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曾多次在国际外交中发挥引领作用、被视为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应当设定更高目标。归根结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属于同一个全球共同体，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应当比目前更多地重视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人性中更高尚的天使”。

我们的总理和外交部长并不倾向于提出宏大的理念性表述，但在这一领域，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黄英贤（Penny Wong）表示，她并不反对“良好国际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曾被霍克—基廷及陆克文—吉拉德政府所倡导——但她更倾向于使用“建设性国际主义”这一表述。然而，这一说法更多只是体现对多边机制的支持，并未清晰说明其最终目标。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所偏好的“进步爱国主义”说法，虽然不至于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所批评的那种空洞口号，但同样未能传达出对具体国际议题或价值的明确承诺。

因此，我对两人的建议是：在构建和阐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理念时，应充分发挥他们作为“体面之人”的个人优势——去领导一个本质上以体面与赢得尊重为导向的政府。阿尔巴尼斯曾多次强调，“善意”是最重要的美德，“彼此照顾”是“澳大利亚方式”。由此出发，不难进一步强调：我们高度重视在国际上被视为一个体面国家，并将其视为一项与国家安全和物质繁荣并列的核心国家利益——即成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并被外界如此看待。

本文转载自PEARLS AND 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