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经济趋缓人口萎缩，恐影响澳洲出口（组图）

本文译自Conversation，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Xiujian Peng，以及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及Impact Project教授James Giesecke在《The Conversation》上发表题为《在人口萎缩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消费者支出尚未弥补这一缺口》的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人口萎缩和生产率放缓的双重压力，传统增长支柱逐渐失效，结构性转型已成为迫切需求。

全文如下：

中国最新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均约为5%，表明在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下，中国经济仍具韧性。

然而，表象之下情况略显低迷：增速去年已有所放缓，尽管目前趋于稳定，但仍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回顾历史，2010年之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经常突破两位数；2010年之后则维持在6%至8%区间。那么，增速从这些高位回落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Mark Schiefelbein/AP

消费疲软，出口前景不明

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以及伊朗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家庭支出增长依然乏力，出口增长也在放缓。

多重趋势叠加，共同指向一个更加温和的增长前景：国内需求疲软，外部支撑也愈发脆弱。

长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必须完成一场转型——从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支出，转向由更强劲的内需驱动经济增长。

这场转型究竟是否正在发生？近期的变化是暂时波动还是深层转变？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深入研究了过去十余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研究结果并不乐观：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消费支出已成长为支撑中国增长的更强支柱。

增长驱动力的转变

在一篇最新研究论文中，我们对比了两个时期的增长来源：2012-2017年和2017-2022年。

2012年至201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强劲，在稳健的消费、蓬勃的投资和稳定的贸易扩张支撑下，实际GDP累计增长超过40%。

然而，2017年至2022年间，动能明显减弱：GDP增长约30%，较前一时期缩水四分之一。

疫情固然有影响，但贸易紧张局势和深层次结构性变化同样不可忽视，具体表现为进口增速放缓、内需走弱以及出口贡献下降。

与此同时，人口趋势也开始转向不利：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双双下降，这些都对增长构成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

上述图表清晰显示，2017年后中国的增长模式出现明显转变。为探究背后原因，我们运用一个覆盖全经济范畴的模型，识别了每个时期的主要增长驱动力。

在两个时期中，生产率都是中国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但在2017年之前，外国需求、本土采购转型以及强劲的商业投资共同支撑了增长，促成了相对平衡的经济扩张。

2017年之后，局面明显恶化。外国需求的贡献虽仍为正值，但已大幅下降；国内消费增长的贡献甚至转为轻微负值。

更严峻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劳动力正在持续萎缩。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显著阻力，导致2017年后增长率下降了3.8个百分点。

在人口压力加剧、家庭消费和外国需求双双显著走弱的背景下，中国增长已愈发依赖生产率的提升。

人口萎缩叠加生产率放缓

这恰恰解释了近期中国经济数据中增长放缓的根源：人口变化构成了更大阻力，而生产率增长也已放缓。

展望未来，人口压力只会有增无减。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开始下降，预计下降速度还将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速度甚至超过总人口下降速度。

人口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可能不足2014年峰值时的三分之一。

其它传统增长支柱同样疲软。近年来，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增长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在2025年已转为负值。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导致全球需求放缓，给出口带来严峻挑战。

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促使中国出口向其它市场多元化转移，贸易格局也在悄然生变。

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核心发现十分明确：中国增长正日益受两股力量左右——生产率增长放缓和人口阻力加剧。

这并不意味着需求侧不重要。但从我们的分析看，消费需求、投资和贸易的变化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

它们的意义更多在于揭示中国经济更宏观的结构变迁。

尤其是2017-2022年期间及近期数据显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消费支出正朝着在支撑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向转变。

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

展望未来，核心问题在于：生产率增长是否足够强劲，能够抵消劳动力萎缩的影响？

对此我们持谨慎态度。通过引进和改造更发达经济体的现有技术来维持快速增长，其空间正在收窄。

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供应形成持续的下行压力。尽管中国正斥巨资推进自动化和机器人化，但这些进展或许难以完全抵消上述不利因素。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则更难预测。中国经济放缓将削弱其对澳洲等国商品与服务的进口需求。

但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创造新机遇。

部分制造业投资已因成本上升和贸易紧张局势转向东南亚，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因此，这一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之间将呈现显著差异。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增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影响也将远远超出中国自身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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