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拟出台新政，专科医生诊费设上限！医学会强烈反对（组图）

联邦卫生部长 Mark Butler 近日表示，政府正考虑对专科医生的收费设置上限，以缩减Medicare报销额度与专科医生实际收费之间的巨大差额。

此举引发澳洲医学会的强烈反弹，该组织甚至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对此，Mark Butler 回应称，政府愿意“测试”宪法限制的“边界”。

那么，目前的局面究竟如何？宪法与医生的收费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

Mick Tsikas/AAP

医生团体长期反对“社会化”医疗

这场风波，其实只是医生游说团体长期抵制澳洲全民医疗体系历史中的又一个缩影。

回顾历史，医生游说团体曾先后反对：

• 20世纪40年代引入药物福利计划（PBS）

• 20世纪70年代引入 Medibank（Medicare的第一个版本）

• 20世纪80年代引入 Medicare

• 21世纪初扩大执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r）专业范围

• 2010年代允许药剂师进行疫苗接种

• 2020年代允许药剂师开具某些处方药

因此，医生游说团体反对政府此次限制专科医生自付费用的举措，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公布的高薪职业榜单中，医疗专科医生一直稳居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对医疗政策的部分反对意见具有宪法层面的影响。

1946年社会服务公投埋下伏笔

早在20世纪40年代，维州医学会就曾在高等法院挑战PBS的引入，并成功胜诉——原因是当时的宪法中没有任何条款赋予联邦政府建立该计划的权力。

为填补这一立法空白，1946年的社会服务公投在宪法中新增了一项条款，赋予联邦议会相应的法律制定权。

当时，关于防止“民事征用”（civil conscription）的限制条款由 Robert Menzies 引入议会。他告诉议会，如果没有这些文字，新的权力可能会让联邦政府把“所有医生和牙医变成政府垄断医疗和牙科服务机构的成员”，从而实现医疗服务的“国有化”。

正如公投期间官方“赞成”手册所阐述的那样，这些文字“意味着在医疗和牙科服务计划下，不能强迫医生和牙医成为联邦的专业官员”。

公投通过后，PBS得以重新引入。

医生屡次发起宪法挑战

多年来，医生们曾多次在高等法院尝试各种宪法挑战，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1949年，英国医学会（澳洲医学会当时的名称）对处方只能写在政府提供的表格上的规定提出挑战，并成功胜诉。高等法院当时似乎暗示，民事征用可能延伸至“任何要求个人以特定方式执行工作的法律强制”。

然而，在后续案例中，高等法院的立场发生了转变。1980年，全科医生协会挑战一项要求病理服务须满足特定条件才能获得 Medicare 补贴的法律，最终败诉。

高等法院当时裁定，规范医疗活动的方式与强迫医疗从业者提供医疗服务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只有后者才会被视为违宪的民事征用。

在2009年最近一次挑战中，医生们再次提出，将遵守专业标准作为获得 Medicare 补贴条件的法律属于违宪，结果仍然败诉。高等法院再次重申：监管医疗服务的执行方式与强迫医生提供服务，是两回事。

现行法律如何规定医生收费？

事实上，专科医生的收入和费用已经部分受到联邦法律的监管。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的医疗从业者裁定待遇（Medical Practitioners Award）对受雇专科医生（不含自雇人士）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作出了规定。

与此同时，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执行的一系列法律也对专科医生的定价方式设有限制。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认为这些措施违宪。

其他行业同样受到收费上限的约束。以维州为例，当地立法规定律师收费不得超过“公平合理”的范围，某些类别的法律服务更是明确规定了最高收费金额。而律师们也从未抱怨这些法律是在征用他们为政府效力。

下一步走向何方？

Mark Butler 表示，议会将就限制专科医生收费的各种方案展开调查。不同方案在行政执行和实际操作上各有利弊。

调查可能探讨的选项包括：

• 直接设定费用上限

• 将遵守最高费用限制作为获得 Medicare 补贴的先决条件

• 对选择不遵守限额的专科医生征收所得税附加费

• 由各州通过立法设定上限，从而完全绕开联邦宪法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私营部门的价格与强迫提供专业服务的民事征用并不能划等号。因此，除非政府迫于政治压力让步，否则专科医生收费被设定上限，似乎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