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页虐待报告竟遭无视！澳男童在寄养家庭惨遭性侵，怒将政府告上法庭

Marcus*在寄养家庭期间遭受的强奸、殴打和忽视，导致他部分失聪，留下严重创伤，并出现药物滥用问题。

《悉尼晨锋报》获取的记录显示，身为原住民的Marcus在长达多年的暴力、疏忽和情感虐待指控中，仍被留在生父母和寄养父母身边。

这份近1700页的档案，详细记载了教师、心理学家和社工不断提出的担忧。

Marcus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成年人未能保护他和兄弟姐妹免遭虐待。Dan Peled

如今，Marcus正在新州最高法院起诉政府，追究其对相关报告未采取行动的责任。政府方面则辩称，Marcus是由一家非政府组织（NGO）安置到这些有虐待行为的寄养家庭中的，该组织才是负责审查和监督寄养父母的机构。

这起索赔案有望成为检验高等法院近期一项裁决的关键案例。该裁决允许幸存者向代表其行事的机构追责，Marcus希望这一新裁决能延伸适用于寄养儿童群体。

今年2月，高等法院裁定，教区对牧师实施的虐待行为，对幸存者负有“不可转让的看护责任”，这一义务同样适用于学校。

新州社区与司法厅的发言人表示，无法就具体个案置评，但该部门遵循模范诉讼人政策，坚持诚实、公平、高效行事，大多数索赔案会在两年内得到解决。

“（本部门）承认虐待造成的影响，并尊重地与受害者幸存者及其法律代表合作，以尽快解决索赔问题，”该发言人说。

八年九起报告，仍未被带离

Marcus出生在一个被临床心理学家形容为“功能极度失调”的家庭。在八年时间里，该部门调查并确认了九起涉及家庭暴力、酒精滥用和极端忽视的报告。

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其父亲用瓶子砸碎其母亲的头部后，Marcus和兄弟姐妹才被带离父母身边。

记录显示，进入州政府系统时，他营养不良，身上有真菌病灶，患有胸部感染，牙齿严重腐烂。

寄养家庭：另一场噩梦

但噩梦并未结束。在辗转四个寄养家庭后，Marcus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安置到一个原住民家庭——这家人住在一间三居室的房子里，已经有四个亲生孩子。

在这个“过度拥挤”的家中，寄养儿童只能睡在客厅地板的垫子上。

记录显示，安置仅几个月后，Marcus就告诉社工，自己被寄养父母“扇耳光和殴打”，这种环境让他感到“悲伤”。尽管收到了关于寄养虐待的正式通知，孩子们却依然没有被带走。

一名心理学家在评估中指出，寄养父母鼓励男孩们打架，并使用体罚。Marcus还向心理学家透露，寄养父母会拿哪个孩子能打赢来打赌。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我和兄弟姐妹，”Marcus说。

安置一年后，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发现Marcus“瘦削”、“警惕”且有自残行为。报告指出，他的寄养父母认为身体上的爱怜“只给女孩子”，对男孩则“情感冷漠”。

然而，这位心理学家最终将此次安置描述为“不理想”但“尚可”。

耳朵肿瘤、性侵与求救无门

安置三年后，Marcus接受了耳部肿瘤手术，肿瘤已发展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寄养父母一直未对他持续的耳部感染进行治疗。他因此部分失聪。

当养母为躲避养父的家暴离家出走后，养父开始对Marcus实施性侵。

Marcus曾向上门走访的儿童安全官员讲述被性侵的经过，对方却让他“不要撒谎”。在另一次走访中，官员直接向养父询问了这些指控，养父随后殴打Marcus作为惩罚。

一份学校报告指出，Marcus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性行为。养父甚至在参加社工约见时身上都散发着“浓烈的酒味”。即便如此，孩子们仍被留在那里，多名社工继续支持这一安置决定。

在未获该部门批准的情况下，Marcus最终被安置给另一名照顾者，随后又搬回生父母家中照顾病重的父亲。

“他们判了我终身监禁”

如今30多岁的Marcus曾入狱服刑，经历过无家可归和药物滥用。目前正处于康复期的他，已向新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当时我还那么小。（政府部门）本该帮助我，但感觉他们判了我终身监禁，”他说。

“我想让（州政府）承担责任，这样这种事就不会再发生在别人身上。”

一纸裁决，能否改写历史？

2026年的这项裁决，是在2024年一项争议判决之后开辟出的新路径。2024年，高等法院曾裁定天主教会对一名施暴牧师不承担转承责任，理由是该牧师在法律上不能被归类为雇员。

这一判决曾令数千起诉讼陷入困境，迫使历史性侵案的幸存者要么接受较低的和解金额，要么继续庭审、面对巨大法律障碍。而2026年承认看护责任的新裁决，则彻底扭转了局面。

North Star Law首席律师 Michelle Martin 表示，她希望这一裁决能开启通往正义的新路径，让政府部门不能再以“日常看护已授权或外包给其他方”为由推卸责任。

“当一个孩子被安置在部门的照顾下时，部门就承担了照顾该孩子的责任，并决定该孩子的去向，”她说。

“孩子是脆弱的，完全依赖于部门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