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联盟党拟大砍非公民福利是肤浅、狭隘且不公正的（图）

悉尼科技大学的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孙皖宁（Wanning Sun）在Crikey网站发表题为《Angus Taylor拟限制非公民享受福利的做法是“肤浅”、狭隘且不公正》的文章。

全文如下：

Angus Taylor在预算案答辩演说中宣布了联盟党关于禁止非公民享受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及其它17项福利项目的政策，但并未具体说明涉及哪些国家的移民。

但鉴于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澳洲除英国外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且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他应该能意识到，如果这项政策最终得以实施，成千上万名华裔澳洲永久居民将受到影响。

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即将取代中国成为最大的移民来源国，而印度与中国一样，也不允许双重国籍。

但印度裔澳人可以申请一种特殊的签证身份，使其能在经济、金融、法律和教育领域享受与印度裔非居民及印度裔公民相同的许多权利。

与来自印度的移民相比，来自中国的移民在实践“灵活公民身份”的空间更小。

中国法律不仅禁止双重国籍，还明确规定，任何人在其它国家取得公民身份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也意味着丧失户口（即居住地户籍），而户口是个人在中国享受福利和补贴的凭证。

持有外国国籍的人若想进行商业交易、买卖房产或继承/转让遗产，也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框架。

这解释了为何Kos Samaras认为Angus Taylor的政策似乎针对的是华裔澳人——对他们而言，取得澳洲国籍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步骤”，实际上是一种“割裂”。

目前，约5.5%的澳洲居民具有中国血统，其中2.2%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其中许多夫妇选择采取折中策略：一方及其子女入籍澳洲，另一方则保留中国护照。

直到最近，中国政府开始允许所有澳人免签访问30天，此前，为了探亲而必须申请中国签证一直是人们不愿放弃中国护照的一大原因。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何在这批华裔澳人中，对联盟党政策的反对声浪最为激烈。

澳洲颇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今日悉尼》密切关注着其目标读者的情绪，该媒体在短短两天内就此事发表了超10篇文章。

与此同时，堪培拉一个华裔社区论坛发表声明强烈批评该政策，称：“公民身份不仅仅是法律地位；它还代表着对归属感、参与感及共同责任的承诺。”

“任何公民身份政策的变更都必须公平、透明且尊重人权，避免不必要的障碍，或传递出长期移民‘不受欢迎’或‘不重要’的信息。”

维州澳华社区委员会（CCCAV）在一份媒体声明中称，确保在移民政策辩论中保持“公平与包容”的同时，不应制造分裂、强化“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叙事，以及削弱归属感。

澳中青年企业家联合会（ACYEL）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政策设计应……充分尊重那些长期在澳洲工作、创业、纳税并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移民群体所作出的真实贡献。”

许多具有中国背景的华裔澳人于周末花费大量时间在微信群组中消化并表达对该政策的强烈反对。

虽然在Taylor的预算答复演讲中，“更公平、更自由和更美好的澳洲”这句话出现了4次，但这些非公民仍需继续纳税以资助他们基于联盟党政策将被剥夺的福利。

当我们将联盟党的政策和言论，与移民群体及公众评论家的反应作对比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针对具体政策的分歧，更是围绕若干原则的争论——这些原则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石，而这些国家既因多元文化多样性而受益，也因之而背负重担（基于你怎么看）。

首先，我们看到一种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但政治上缺乏代表性的“认可”主张，与一种粗鄙且道德匮乏但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再分配”言论之间的冲突。

尽管移民群体竭力想要获得对其在澳洲文化、经济和社会所作贡献的认可，但像Angus Taylor这样的人仍将他们视为澳洲的“净负担”。

其次，我们看到了“薄”公民身份与“厚”公民身份——即一种更广泛、更具社会嵌入性且实质性的公民身份观念——之间的博弈。

前者强调法律地位、最低限度的参与和有限的义务，而后者则强调积极参与、共同认同和公民参与，不具备“薄”公民身份并不妨碍人们践行“厚”公民身份。

第三，当前上演的是一场关于如何鼓励国家归属感的冲突。

Taylor的言论指向一种强制性和有条件的归属，迫使人们选择忠诚，并惩罚那些置身于正式公民身份或国家认同之外的人（“你必须做出选择”，他说道）。

在此，归属被视为一种义务和承诺的证明。

人们必须向国家展示忠诚或法律上的归属感才能被接纳：“如果你致力于这个国家，我们也会致力于你”；“如果你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就会回馈于你，这就是公民身份的全部意义。”

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当人们被认可为社会中有价值的成员，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并在与国家建立情感纽带时，才会对国家产生归属感。

2020年2月初，一架载有200名华裔澳人和43名永久居民的澳航客机从武汉起飞，降落在圣诞岛时，机长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到澳洲。” 

一名刚下飞机的乘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我们刚到岛上时，他们说‘欢迎回家’……这让人心里特别暖。”

说着说着，她便啜泣起来，哽咽得说不出话。

试想一下，为何澳航机长这句看似随意、甚至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的问候，竟能让这位华裔澳女如此动容。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除了终于离开武汉而感到如释重负外，当机长作为一名“地道的澳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温和地强化了这样一个信息——澳洲是包括她在内的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群体的家园——这或许让她感到自己被接纳了。

*本文作者孙皖宁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澳中关系研究院（UTS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副院长。自2016年起，她便是澳洲人文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院士，她在中国研究领域因其关于当代中国城乡迁移与社会不平等的民族志研究而广为人知。

孙皖宁的文章涉及海外华人、海外华人媒体和澳中关系，她亦是Crikey媒体平台的常驻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