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哈佛耶鲁剑桥，一批顶尖教授正在“排队”回流中国…（组图）

今年四月，吉林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教授。

这位教授名叫哈特穆特·米歇尔，他曾在1988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米歇尔是德国人，今年78岁。4月21日，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在鼎新楼会见了哈特穆特·米歇尔教授。吉林大学称他的加入将服务结构生物学、新药创制研发和转化医学等方向。（图片来源于吉林大学官网）

在过去近四十年里，米歇尔教授一直在法兰克福生物物理研究所担任系主任。

如果按照过去几十年的惯性，一个在研究所工作了大半生的欧洲教授，即便退休后继续学术活动，也更可能在欧洲或北美的大学之间流动，但他选择来到中国东北。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荣誉聘任故事。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高校最熟悉的叙事，是“年轻人出国”。最优秀的学生去哈佛、MIT、剑桥、斯坦福、普林斯顿等知名学府接受训练，进入西方大学或企业实验室，成为全球科研体系的一部分。

那曾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流：人才从中国出发，流向欧美。

但现在，河流正在出现回旋。

诺奖得主、名校教授正涌入中国

米歇尔并不是近两年来，唯一一个来到中国任教的诺奖得主。

就在去年年底（2025年10月），香港大学迎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Ferenc Krausz。据港大公告称，Ferenc已于2025年11月到任，研究方向涉及阿秒物理、超快激光和量子光学。

几个月后，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盖姆也加入香港大学，出任理学院讲座教授。港大公告显示，盖姆已于2026年4月上任。盖姆因石墨烯研究获得诺奖，是二维材料领域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

同期，港大还宣布2010年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教授将于今年（2026年）6月加入理学院数学系。

吴宝珠教授因成功证明朗兰兹纲领中的基本引理蜚声国际数学界，这一重大突破破解了困扰全球数学界三十年的难题。

吴宝珠是越南裔法国数学家，因证明了自守形式理论中的“基本引理”而荣获2010年菲尔兹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越南人。

与此同时，港大数学系在今年还迎来了越南裔数学家武河文。此前，武河文教授在耶鲁大学任教多年。

不止是中国香港，在中国大陆，类似的流动也在发生。

今年3月，被誉为“世界静电纺丝之父”的Seeram Ramakrishna离开他任教多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而加入清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

同样在今年3月，南京大学也迎来了一位特殊教授。他的名字叫François Penz。此前，Penz在剑桥大学任教约45年，他是建筑与影像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国际领军学者。

时间线往前移。

去年（2025年）9月意大利籍的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电化学储能领域的世界顶尖学者Stefano Passerini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南京，“安了家”。目前，Passerini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

Stefano Passerini是国际公认的电化学储能领域的先驱和领军人物，长期致力于先进电池体系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为全球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5年底，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就在Stefano加盟南京师范大学后不久，德国《明镜》周刊在一篇关于“人才外流”的讨论中，提到了Stefano的例子，并以略带遗憾的口吻写道：“中国的大学正在系统地吸纳德国的顶尖科学家……这种趋势可能在未来几年显著影响德国的科研竞争力。”

仅在2025-2026年这两年，这一长串赴华任教的西方学者清单上，名字还列有：

• 恩里科 (Enrico)：德国科学院院士，膜生物学专家。2025年12月全职加入佛山大学。

• 崇育 (Chong-Yu Xu)：挪威科学与文学院、挪威工程院两院院士。2025年12月全职加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 中村荣一 (Eiichi Nakamura)：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国际顶尖化学家。2025年受聘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

• Alex Kot：信息与电子工程领域顶尖学者。2025年9月全职加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梁赞采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25年11月加入黑龙江大学。

• 马可·阿马比利 (Marco Amabili)：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原教授，机械工程领域权威。已全职加入西湖大学。

如果说此前中国引进海外人才更多聚焦于归国华裔科学家，那么米歇尔、西拉姆、盖姆这样一批最顶尖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则意味着这场人才流动的潮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华裔教授正在大规模回流

除了西方学者外，更多华人学者亦呈现“回流”趋势。

CNN报道过全球人才逆向流失的现象

2025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刘军确认返回中国，在清华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担任讲座教授。

刘军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近30年，在贝叶斯推断、计算生物学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数学家万大庆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工作三十余年后，离开该校前往重庆大学担任新的教职。

62岁的万先生于2025年7月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退休，并于12月开始在重庆大学担任新职务。2001 年，万大庆因证明了德沃克猜想而获得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奖章。德沃克猜想是 1973 年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数学问题，对于理解素数的行为非常重要。

在返回中国之前，有多所大学曾试图聘请他。南京东南大学的一份公开文件显示，该校副校长曾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聘请他。

同年，著名生物医药学家胡晔全职加盟清华大学，担任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胡晔此前是美国杜兰大学教授，手头有9个正在进行的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研究项目。在事业发展高峰期，他选择回到中国，希望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科研理念带回国内。

选择投入中国生物医学事业的教授还有高中华。

高先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终身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脑发育和基因调控领域。

据《南华早报》报道，今年年初，高先生成为南方农业科技大学（SUAT）的全职研究教授，致力于为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行业培养人才。

除了生物医学与数学领域，在计算机、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也吸引了大量顶尖人才回流。

2026年1月，计算机视觉领域领军人物梁杰离开加拿大，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担任讲席教授。

梁杰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曾任职美国微软公司，参与了Windows Media Video和蓝光格式的研发，拥有20多项美国专利，还曾在加拿大创办人工智能公司AltumView，其Sentinare智能传感器系统销往世界各地。

先进芯片制造工程师徐振鹏也于今年1月离开美国，正式加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回国前，徐振鹏是美国加州初创公司原子半导体（Atomic Semi）的核心团队成员。

去年12月，顶尖人工智能研究员凌海滨辞去美国职务，加入中国西湖大学。此前，凌海滨在杨振宁母校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多年。

还有一批科学家，他们的轨迹更显年轻。

比如，半导体芯片科学家江建峰，量子物理学科学家成龙数学家陈敏等人。

江建峰2024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仅18个月后，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岗位，回到北京大学担任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学术界通常需要8到10年才能达到这样的职业发展轨迹。他的研究聚焦二维硒化铟，在能效指标上超越了英特尔3nm节点技术，论文发表于《科学》与《自然》杂志。

江建峰的研究重点是二维硒化铟（InSe），这种材料有助于克服限制传统硅芯片的物理限制，并使中国处于后硅半导体技术的前沿。

2026年1月，量子物理学家由成龙离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全职加盟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担任量子物理与工程实验室教授。

成龙在量子传感和精密测量领域深耕，曾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等美国政府核心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在中美两国拥有多项专利，并担任国际顶级光学会议CLEO的技术委员会委员。

他决定回国时，正值电子科技大学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

因为名单太长，我们不一一罗列。

总结而言，这波逆向奔赴中国的科研人员既有年长一辈的终身教授，也有刚从世界名校毕业不久的新晋科学家；既有西方学者，也不乏大量华人。

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统计，仅在2025年上半年，就有约50名华裔终身教职学者离开美国大学返回中国。

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报道，2010年至2021年间，约有2万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

为何这场大迁徙正在发生？

去年，知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在社交平台连发多篇推文。在推文里，陶哲轩指出因为联邦政府暂停了他所在大学的科研拨款，他目前的资金仅能维持团队运营几个月。

陶哲轩称他的暑期工资不仅悬而未决，更严重的是，如果禁止令不解除，目前的资金只能维持几个月的运营。

陶哲轩的经历是在美科学家的某种缩影。

自特朗普上任后，过去两年，美国科研经费经历了一场毁灭性打击。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实施历史性的大规模经费削减，在美国科学界引发了一场剧烈震荡。

截至2025年11月，NIH近2500项拨款约23亿美元的未支出资金被冻结或终止。NSF同样伤痕累累，新批准的拨款数量较过去十年平均值下降了25%。

面对美国大学普遍冻结招聘现象，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的观察一针见血：“中国的大学把美国的这些变化视为‘特朗普送的礼物’。”

与此同时，华裔科学家面临的学术审查急剧加剧。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收紧了签证政策，加强了对中国研究人员的审查，同时削减了科研经费，并取消了对顶尖大学的资助。这些措施，加上H-1B签证费用上涨，导致了人才逆向外流加剧。

但来自美国的推力并不足以解释一切，中国还需要给出足以吸引顶尖学者的理由。

近几年，中国正在不遗余力大规模投入顶尖人才引进。比如，国家级人才计划为海外顶尖学者提供极具竞争力的待遇：“海外优青”项目获批者年薪可达百万，科研启动经费最高可达900万元。

另外，还有一些高校为顶尖人才提供年薪百万、科研经费最高600万元、住房和子女教育全面保障的综合待遇。

除了这些外部条件，科研自主权也是吸引人才来华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学术竞争日益拥挤、科研方向受到政策干预的背景下，中国高校为顶尖学者提供了更自由的创新空间。

比如，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新兴研究型大学，更是为顶尖学者提供了从零搭建实验室、自由选方向的优渥土壤。

这场逆向的智力迁徙，不是一张简单的薪酬对比表，也不是一场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创新版图正在发生的深刻重塑。

而人才的流向，从来都是大国兴衰与全球经济流动的最敏感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