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生意被强占47%股份？艾博年遭AI梗图恶搞，资本利得税改革引爆全网

在人工智能时代，敢于推动税制改革的人着实值得同情。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正是这样一个人。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对他并不友善，尽管其恶意程度远未达到极致——倘若总理是女性，情况无疑会更加不堪。

自工党在预算案中公布削减资本利得税优惠等一揽子计划以来，总理便成了社交媒体上一场梗图运动的主角。这些梗图把他描绘成一个憨笑着、自命为全国各地小企业共有者的傻气形象。这场梗图游行的始作俑者、企业创始人 Frank Greeff 在网上发布了第一张经AI处理的图片。

图中，总理被夹在 Greeff 和他的商业伙伴之间，正与 Greeff 碰拳，上方的文字写道：“每位澳洲创始人刚刚获得了一位拥有47%股权的新联合创始人。”

这是对工党拟议政策的误导性歪曲。该政策旨在取消像 Greeff 这样的人士此前享受的、由纳税人买单的50%资本利得税折扣。但正如所有最高明的虚假信息一样，其中也掺杂着几分油腻的真实。那47%指的是最高边际税率——如果企业主在出售企业的那一年资本利得足够大，他们可能需要按此税率纳税。

（对企业征税与收购其股权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过嘛，谁在乎这种细节呢。）

“我有一个选择，”Greeff 解释道，“你是要做一些大胆、能在互联网上爆火、并吸引足够关注以引发讨论的事吗？说到底，这就是我唯一想要的。”

紧接着，他说出了那个不便明说的部分：“不幸的是，这大概就是社交媒体和关注度的真相——你讲得越细致，别人就越快划走，压根儿不关心你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坦承，而且一针见血。

财长查尔默斯和总理艾博年费尽心力解释其税收政策的努力，带有明显的“有人会划走、压根儿不关心你在说什么”的特质。

细致是氛围的杀手。背景信息只会造就糟糕的内容。

对 Ed Coper 来说，这倒都是好生意。这位政治传播专家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愤怒娱乐：社交媒体上的愤怒如何毁掉一切》的书。Coper 曾就互联网驱动的虚假信息问题为艾博年政府提供建议，尤其是围绕那场失败的原住民之声议会公投运动。

社交媒体上针对资本利得税改革的强烈反对，正好为他的新书提供了绝佳时机——完美印证了他的观点。

Coper 告诉我，这本书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我们还能拥有好东西吗？我们还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基于证据的政策改革吗？”他指出，社交媒体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剥离了所有背景的情绪化标语，这正是梗图的本质。在社交媒体的歇斯底里与噪音之上，再叠加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连零碎的合理改革都无法推进，更遑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

Coper 表示，“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政府能够顶住社交媒体的愤怒风暴，并相信这未必代表真正的社会关切。

（需要声明的是，Coper 曾在2016年大选期间参与策划了工党的“医保恐慌”运动。该运动抓住一个微小的真实情况，将其渲染成一种恐惧——即当时的总理谭保（Malcolm Turnbull）计划将国民医保Medicare私有化。我在2022年采访Coper时，他将那场运动称为“一场争夺主导叙事的竞争”。）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有权动用任何工具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讽刺和戏谑也是有效的批判形式。但当AI驱动的虚假信息得以主导辩论时，我们或许应该花点时间思考这对民主制度意味着什么。

社交媒体上的恶意攻击常常滑向厌女症。如果总理或财长是女性，那些梗图很可能会变成兜售其税收政策的深度伪造裸照。

几周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eorgia Meloni）就公开指责了一张在网上流传的她身穿内衣的深度伪造图片。当年的吉拉德（Julia Gillard）则不得不应对那些在低劣小博客上发布她裸体素描的白痴漫画家。如今已不再需要如此古朴的手法——同等水平的蠢货只需将女总理的全身照通过一个去衣应用处理，然后发布到X平台上即可。在算法的加持下，数百万选民可能在几小时内看到这样的图片。到了那时，她提出的任何政策都将变得无足轻重。

当然，围绕艾博年和查尔默斯这场改革的夸张言论，并非仅限于社交媒体。一家报纸的报道援引某位企业创始人的话，称自己因这些改革感到“受到了人身攻击”。

2014年，前自由党财长霍奇（Joe Hockey）公布的预算案中，包括Medicare在内的公共服务遭到大幅削减。在那之前的几年，他曾发表过一次重要演讲，谈论终结“福利时代”——他当时指的是福利金领取者所谓的福利心态。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福利时代：少数人多年来享有的税收优惠，只要受到任何削减，就被视为人身攻击。

也许这些改革对经济来说是灾难性的，会扼杀人们的进取心。也许它们构成了一次对勤奋、正派的小企业主和股民的驾车扫射式袭击。诚然，如果没有相应的所得税削减，这些改革确实更难自圆其说。但答案只有在我们辩论的是实际的提案、而非其被梗图化、被戏谑化的互联网化身时，才可能浮现。

在理性主义传统中，诉诸情绪化语言是理亏的标志。如今，这似乎反倒成了赢得争论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