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矿难，也曾经死伤惨重

澳洲算是个矿业大国，西部有铁矿，东部有煤矿。我跟Chatgpt聊了一下，发现澳洲以前也发生过很多矿难，而且大多在新州，因为这里是传统煤矿区。西澳以露天矿为主，所以相对安全。

1887年，新州Bulli煤矿爆炸，死了81人；1902年Mount Kembla煤矿爆炸，发生在卧龙岗附近，死了96人；还有一次严重的爆炸发生在新西兰Brunner（当时澳洲还没建国，澳新属于同一个矿业圈），死了65人。

这些大型矿难基本都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00年过去了，事故依然难以避免，只不过再也没有出现一死一大片的情况。

1994年的Moura矿难死了11人，已经算是震动全国的大事故。1996年同一个矿又发生爆炸，但因为提前监测和撤离，最后只死了2个人。2020年昆州Grosvenor煤矿瓦斯爆炸，5名工人严重烧伤，却无人死亡。

分水岭大概出现在二战后到1970年代之间。二战前的地下煤矿，本质上还是一种前现代工业——大量工人挤在井下，靠人力推进生产，通风差、监测弱、监管松，一个火花就可能把整个矿井变成坟场。而1970年以后，澳洲开始真正进入现代工业安全体系，这里面有几个特别关键的实质变化。

首先，是通风和瓦斯监测的现代化。

早期煤矿最可怕的问题，就是矿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瓦斯。甲烷本身无色无味，积聚在井下某个角落，只要一个火花就会爆炸。十九世纪甚至还会用金丝雀来检测有毒气体——鸟死了，人就赶紧跑。

后来虽然有机械通风，但很多矿主为了省钱，通风远远不够。因为加强通风意味着要装更大的风机，挖更多通风巷道，降低采煤效率，增加成本。

真正的变化，是二战后电气化、传感器技术成熟以后，井下开始实时监测甲烷浓度，通风系统形成标准，超标自动停工，电器开始防爆化。

其次，是矿井人数骤减。

二十世纪初的地下煤矿，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大型煤矿，地下可能同时有几百上千人，挖煤的，运煤的，修轨道的，养马的，搬运木支架的，点火工，爆破工……而且工作面极其分散。所以一旦爆炸，死亡人数自然巨大。

后来机械化以后，连续采煤机出现，输送带代替矿车，液压支架代替木支撑，柴油和电力设备代替大量人工，地下人数大幅下降。到了现代，一个高产煤矿井下人数可能只有过去的几分之一。

这其实跟航空业很像。以前飞机失事死很多人，是因为安全体系不成熟；现代飞机偶尔也坠毁，但频率已经低得惊人。

说实话，以上这些都应该已经是现代国家的矿业硬件标配，我相信发展中国家也不缺这些。但最关键往往不是技术的升级，也不是安全制度的建立，而是安全意识能否压制住侥幸心理。

所谓侥幸心理，其实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就赶工、压成本、抢产量、瞒报等等，全世界的矿主在这方面估计都人同此心。区别只在于，当矿主的产量和矿工的安全发生冲突的时候，矿工是否有踩刹车的权力。

矿主跟矿工之间，其实是存在着直接利益冲突的。矿工想要更多通风，更短工时，更多安全检查；矿主则希望更快出煤，少停工，少花钱。冲突如果不能调和，澳洲的矿工工会就会组织大罢工。

1949年的澳洲煤矿工人大罢工持续了七周，涉及两万多名矿工，几乎瘫痪了整个澳洲的煤炭供应。火车减班、工厂限电、很多城市开始能源紧张，普通家庭都受到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执政的是工党。但工党政府不仅没有跟工人站在一起，反而先冻结工会资金，然后开始大量逮捕工会领导人。总理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挖煤。

此后，澳洲矿工和企业的博弈持续了好几十年。

1960年代，新州和昆州矿区发起过争取“黑肺病”赔偿的运动，推动政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伤和职业病认定体系，直到今天澳洲很多矿工退休以后还能长期领取职业病赔偿。

1970年代，矿工推动了“安全代表制度”，选出专门的安全代表，他们有权检查现场、提出停工、要求整改、直接向监管部门报告问题。现在澳洲很多高危行业都还保留着类似制度，赋予工人吹哨的权利，企业不能因为工人提出安全问题就进行报复性处分。

所以很多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制度，比如强制安全检查，独立矿山监察员，事故强制公开调查，其实都是长期斗争后的结果。在斗争过程中，澳洲矿工就慢慢培养出了拒绝冒险的能力。

以前的人不知道风险，所以井下累累尸骨；如今大家都知道有风险，自然应该明白什么时候应该喊停。怕就怕就算知道有风险，也没人敢停，没人愿意停。

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人，带着天然的赌性。就煤矿来说，停工造成损失是立刻可见的，但未来可能爆炸则是概率性的，于是矿主就会去赌“应该这次轮不到我”。矿工如果懵懵懂懂，也会认为只要这次没出事，就说明问题不大。

但澳洲的矿工逐渐意识到，矿主赌赢了，赢的是他的利润；赌输了，输的却是我的命。用我的命去换他的钱，是一件很蠢的事。更何况历次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并非没有力量改变规则。

所以现代澳洲矿业真正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一种劳资相处哲学。这种哲学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再卑微，都不是牛马，更不是耗材，都不应该做企业赌局上的棋子。对矿主来说，这意味着要接受低效率，接受减产，接受浪费，接受今天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却依然要投入大量成本。

要践行这套哲学，靠的当然不是矿主高风亮节的自觉，靠的是一整套法律、工会、监管、媒体、司法共同构成的刹车系统，让矿工拥有既能拒绝赌命、又能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