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假冒中国警官,澳洲华人被卷走$1200万!受害者遭连环恐吓,被逼24小时保持视频通话(组图)
在一个温暖的傍晚,澳洲某小镇,一名身穿衬衫、打着领带的男子,正准备录制一份他以为将用于法庭的陈述。
在自己的卧室里,他按下录制键,郑重地向镜头鞠躬,向那位将决定他命运的法官致辞。
他对着镜头说,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是“捏造、毫无根据且不切实际的”。
他最后恳求道:“我恳请睿智的审判长为我澄清事实,确认我的清白。我真诚地请求您的帮助。”
Justin(为保护其身份,全名未披露)在中国出生,他深信自己被指控涉及国际洗钱,正受到中国当局调查。
他拼命试图证明清白,却不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警方调查——与他通话的,是一群冒充中国执法人员的职业骗子,正准备骗走他几乎毕生的积蓄。

Justin被告知,这些指控将影响他出入中国。
冒充中国官方专坑华人,卷走$1200万
根据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的数据,2025年,澳洲因冒充中国官方骗局造成的损失已超过1200万澳元,该机构通过Scamwatch共收到1294份相关举报。
ACCC副主席Catriona Lowe表示,在针对澳洲多元文化社区的所有骗局中,以华人社区为目标的冒充官方骗局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
向Scamwatch举报的多元文化语言背景消费者,损失中位数为750澳元;而冒充中国官方骗局的损失中位数却高达5.5万澳元,差距触目惊心。

Catriona Lowe表示,冒充官方骗局的复杂程度有所增加。
Lowe女士指出,ACCC收到此类骗局举报已有多年,且发现其复杂程度持续上升。“我们看到诈骗者极其有效地利用技术和心理手段,将受害者困于这一犯罪行为中。”
她表示,受害者反映诈骗者出示的文件和使用的手法“极具说服力”,甚至会在不同警察部门之间模拟可信的案件移交流程,完全仿照真实机构的运作方式。

Stephanie Tonkin表示,诈骗防范框架目前“被束之高阁”。
消费者行动法律中心首席执行官Stephanie Tonkin则直言,诈骗如今已彻底“产业化”。
骗子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操控,利用人们对被驱逐出境或遭到报复的恐惧,骗取巨额资金。
“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骗局,将人们置于深度恐慌和绝望之中,使他们根本无法冷静思考。”
骗局是如何开始的
一切始于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来自澳洲驻香港总领事馆法律部门,Justin上网核实了号码,发现与领事馆注册号码完全吻合。

骗局始于Justin接到一个自称来自澳洲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男子用普通话告诉Justin,一个登记在他名下的电话号码正被用来向香港居民发送诈骗信息,涉及工作机会和移民澳洲,此事已同时报告给中国警方和总领事馆。
“他们声称这可能会影响我出入中国,也可能影响我的护照。”Justin说,他当时虽有疑虑,但来电者实在太有说服力。
假警察
随后,Justin被转接给他以为是上海警方的人。对方让他挂断电话,自行上网查找上海警察局的号码,随后那名“警察”用完全吻合的号码回拨——这一设计彻底打消了他的戒心。
Justin被要求通过Microsoft Teams配合笔录,但通话过程中,那名“警察”突然声称他的名字与另一起犯罪有关,需要进一步调查。

假警察知道Justin生活中的细节,包括他父母的工作。
更令Justin不安的是,这些“警察”掌握着他在中国的大量私人信息:父母过去的工作单位、他的旧居地址,甚至他在中国银行的交易记录。“他们跟你说话的方式非常具有控制性,非常专制。”
随后,对方向他出示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包括一张印有他本人头像的逮捕令。
文件援引了ASIC和AFP等多个澳洲机构,声称将与上海警方联合行动并共享证据,同时还称澳洲内政部和中国公安部将合作遣返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诈骗者向Justin发送了一张印有他头像的逮捕令。
“那是一种混杂着恐惧、震惊、困惑和怀疑的感觉,因为我在想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Justin还被告知,有人用他的身份在中国开设了一个洗钱账户——“他们说无法证明我做了这件事,但仍然要调查我。”
身穿制服的诈骗者
Lowe女士指出,虽不多见,但已有举报称受害者曾被身穿制服的人亲自登门,还有人被要求前往海外存入资金或金条。“确实有举报提到,诈骗团伙成员曾身着制服当面出现。”
去年,警方在接到针对国际学生的冒充官方骗局举报后,在悉尼逮捕了一名24岁中国籍男子,并将其引渡至昆州。

一名中国籍男子因涉嫌实施冒充执法人员的骗局被捕并被引渡至昆州。
警方指控称,受害者先被告知与严重犯罪有关,再被转接给冒充中国警察的人,随后遭到驱逐出境威胁,被迫交出钱财并开设银行账户。此案目前仍在昆州法院审理中。

新州行动中探员查获的文件。
24小时监视
诈骗者告诉Justin,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他将全程受到监视。“他们要求我保持在Microsoft Teams上,整天开着摄像头,甚至睡觉时也要开,因为他们需要我每三个小时报到一次。每天睡前,我必须发送第二天的日程安排。”
只要离开家,他就必须将通话转移到手机上,每三个小时发一张自拍证明自己的位置。
这种高压状态持续蔓延到工作中,同事们都开始察觉到他的异常。“那影响了我的判断。”

Justin被告知,如果他与任何人交谈,将面临额外指控。
与此同时,诈骗者还警告Justin必须保持沉默——一旦告诉他人,将面临额外指控。“这让你觉得无处求助。”
他们还谎称澳中两国之间存在引渡协议,尽管澳洲早在2017年就因对中国法律体系的顾虑,已正式终止了与中国的引渡条约。
毕生积蓄尽失
诈骗者以“核实资金来源合法性”为由,要求Justin在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开设新账户,再将钱转入一个汇丰银行(HSBC)账户,并声称该账户由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工作人员持有。
七天内,他分多笔向该账户转账,总额近14万澳元。诈骗者还要求他录制无罪陈述,供“法庭诉讼”使用。完成最后一笔转账几天后,Justin才如梦初醒,随即向警方和银行举报了这起骗局。
“我感觉非常糟糕,因为我把所有的钱都转给了他们,我失去了一切。”

24小时被监视给Justin带来了精神压力,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西太平洋银行最终追回了3万澳元,Justin目前仍在考虑其他途径追回剩余款项。ABC获得了Justin与西太平洋银行之间的内部争议处理通信。
银行在信中表示,经“彻底调查”,未发现“任何直接导致您损失的银行错误或未能尽到应有谨慎和技能的行为”,并表示无法认定西太平洋银行违反了ASIC法案或公司法规定的义务。

Justin在完成最后一笔转账几天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
西太平洋银行发言人表示,阻止诈骗是“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并正持续投资于诈骗预防。发言人承认,犯罪分子冒充执法机构等可信组织、以逮捕或驱逐出境相威胁的手法确实存在,银行在客户向新收款人转账时已提供警告提示。“如果客户继续操作并将钱转给诈骗者,我们会尽一切努力追回资金,但这并非总是可能的。”
汇丰银行发言人则表示,该行拥有“健全的政策、程序和系统”用于检测欺诈,并持续投资防诈措施,但也坦承“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看到犯罪计划的每一个环节”。
此后,Justin联系了中国驻澳领事馆,被告知馆方已收到多起类似骗局的举报,并提醒他中国政府只会通过官方途径联系当事人,不会使用数字平台。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馆方已在官网发布针对冒充官方骗局的警告,并强调“此类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公民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必须依法严惩”。

Sylvia Chou说,受害者面临证明自己无罪的压力。
受害者“急于”证明清白
来自诈骗受害者联盟的Sylvia Chou曾在另一种骗局中损失超过200万澳元,此后成为诈骗受害者权益倡导者。她表示自己见过不少冒充中国官方的案例。
她提到一个案例:澳洲一名女性被假大使联系,对方出示了据称由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签署的伪造文件。
Chou女士指出,海外华人社区往往难以识破这类骗局,这类犯罪在中国可能面临死刑,“没有人想跟这类活动有任何牵连,所以他们非常急切、拼命地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犯罪分子的“蜜罐”
Tonkin女士警告,国际犯罪分子正在大肆利用澳洲的银行体系,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像一个蜜罐。我们之所以成为国际犯罪分子的软目标,是因为我们的安全性太过松懈。”
她呼吁在系统中增加更多障碍,防止资金被迅速转移出境,同时应引入人工干预机制,主动致电客户核实大额转账意愿。“
Justin的案例清楚说明,现有保护措施完全跟不上诈骗者的手法和创新。”

Stephanie Tonkin说,保护措施跟不上诈骗者的手法和创新。
2025年,澳洲建立了诈骗防范框架,旨在强制企业、电信公司和数字平台预防、阻止并应对诈骗。
然而Tonkin女士指出,相关法律至今仍未生效,澳洲消费者仍在漫长等待中。“所有澳洲人听到的关于世界领先防范框架、关于企业尽力保护客户的承诺,如今都被束之高阁了。”
上周,政府宣布损失在3000澳元以下的受害者将自动获得赔偿。
助理财政部长兼金融服务部长Daniel Mulino表示,政府正努力确保澳洲不被视为“软目标”,并强调“诈骗是一种不断演变且日益复杂的威胁,我们采取的保护措施必须从第一天起就强有力且有效”。

Justin敦促其他诈骗受害者说出他们的经历。
Justin表示,他会继续努力追回自己的钱,并鼓励其他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我们谈论得越多,落入骗局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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