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票率从6%狂飙至超30%，一国党强势崛起或将重塑右翼政治格局

1998年，进入政坛仅两年的一国党党魁韩森（Pauline Hanson）在Blair选区以36%的首轮票数领先自由党对手逾10个百分点，却依然落败。原因在于，所有主要政党都将一国党排在拨票顺序的末位，使她的竞选从一开始便几乎注定失败。

然而近30年后，形势已悄然逆转。

如果现在举行选举，韩森无疑将成为反对党领袖。Credit: Alex Ellinghausen

最新数据显示，一国党候选人David Farley在新州Farrer选区戏剧性击败自由党约三周后，一波拨票浪潮正助力这个新兴政党大举接管右翼政治阵营。

一国党的全国首轮票数在过去一年内从6%飙升至30%以上。在Farrer选区，Farley以39%的首轮得票率领先独立候选人Michelle Milthorpe近10个百分点。与1998年不同，此次拨票流向完全有利于一国党——自由党的21,500张选票中，近三分之二转投Farley，其余则分配给了Milthorpe。这批拨票是Farley胜选的第二大贡献因素，仅次于首轮票数。

一国党在特定选区取代自由党挺进前两名、再凭拨票锁定胜局的能力，可能将在18个月后的联邦大选中于全国范围内上演。

这是Redbridge Group与Accent Research上月发布的模型预测结论。该模型预测，若今天举行大选，自由党可能仅能保住7个席位。

拨票效应可能全国蔓延

Accent Research负责人Shaun Ratcliff认为，Farrer发生的一切完全可能在全国重演。

他指出，在多个选区，联盟党预计将在自己的传统席位上跌至第三——有时是因为首轮票数不足，有时是因为工党凭借绿党拨票将其挤出前两名。随后工党又输给一国党，而一国党的胜选往往依赖联盟党的拨票。

“联盟党首轮票数只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就能赢得相当多的席位，”Ratcliff说，“这种效应会将首轮票数的微小差异放大为结果的巨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将联盟党挤出竞争的并非只有一国党。对过去18个月内Farrer选区两次联邦选举投票站数据的分析显示，虽然一国党在几乎所有农村地区投票站均超越自由党，但在更城市化的地区，自由党同样在持续输给独立候选人。

复杂拨票催生奇特政治联盟

独立候选人与第三方候选人的崛起，令澳洲政治版图的预测愈发错综复杂。

Ratcliff指出，模型中许多选区都可能因拨票流向的细微变化而易手。“Latrobe选区就是典型案例，”他说，“目前估计自由党在该选区以26%的得票率排名第三。在中位预测中，绿党拨票帮助工党挺进两人对决，但最终工党输给一国党。然而在另外6%的模拟情境中，自由党超越一国党，面对工党，反而能赢下这个席位。”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令分析人士困惑：在今年南澳选举的有限拨票数据中，绿党竟是一国党拨票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自由党。总体而言，一国党获得了绿党约三分之一的拨票——这两个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看似处于两个极端。

独立民调专家Ben Raue表示，这一趋势在近期Farrer补选中并未重现（因绿党得票极少），但它确实与“抗议性选民”的行为模式高度吻合——这类选民的投票逻辑不是政策，而是“去他的体制”。

“政治上存在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大多数选民会选择本阵营的候选人，但也有一批选民，投票给绿党或一国党，只是因为他们想要打破现状，”他说。

部分拨票流向或许可以用“驴式投票”来解释，即选民未经思考地依序标记选票，但Raue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指出，这两个立场截然相反的政治群体之间的联盟虽不符合“政策逻辑”，却折射出部分选民渴望激进政治变革、不论方向如何的心态。

“这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变革理论，”他说，“你是通过体制内部运作来推动改变？还是通过制造噪音、吸引注意、迫使他人行动来达成目标？这不仅仅关乎政策，更关乎点燃引线、把所有的牌抛向空中，看它们落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