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新法拟严惩性别选择性堕胎，违规医生将面临$2.2万重罚或5年监禁

围绕堕胎的政治辩论在澳洲再度升温。然而，一些人指出，争议的核心不仅仅是堕胎的可及性，更关乎女性的自主权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长期致力于支持移民妇女的心理治疗师兼调解员Muktesh Chibber专注于文化敏感咨询领域。她表示，怀孕的移民妇女往往面临来自配偶和大家庭的“巨大压力”。

目前，澳洲现有数据尚无法清楚显示移民妇女的堕胎率是高于还是低于其他群体。

新州近期提出一项法案，试图对因胎儿性别而实施堕胎的医生处以更高罚款和监禁。然而，Chibber表示，来自家庭的压力，往往并非围绕孩子性别，而是关乎经济贡献。

“他们说，‘你怎么能怀孕？你必须去工作，你得为房贷做贡献，为家庭做贡献……我们想要你工作，’”她说，“这相当普遍——我遇到过一些妇女，因被迫堕胎或被迫终止首次怀孕而遭受了巨大创伤。”

Chibber表示，这些妇女通常“毫无选择余地”，“她们每天面对骚扰、创伤和排斥，生活沦为持续的地狱。”

她还指出，终止妊娠的决定，往往意味着分居或家庭破裂。

另一方面，情况也可能截然相反。Chibber表示，部分移民妇女反而会被拒绝堕胎的权利，“我遇到一些想要堕胎的妇女，有时是因为还没准备好，有时是因为经济困难，有时是因为遭受严重家暴。”

在这些情况下，孩子的到来不但无法改善处境，反而可能加剧各种形式的暴力风险。“她们必须照顾孩子，却不被允许工作，成为财务虐待或签证威胁的受害者。”

家庭与社群的压力，只是移民妇女所面临的众多生殖健康障碍之一。

Multicultural Centre for Women's Health首席执行官Adele Murdolo直言：“澳洲的堕胎照护体系，并非以移民和难民妇女为服务对象而设计的。”

“Medicare资格限制、仅提供英语的服务，以及缺乏文化安全背景的医疗提供者——这些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结构性的顽疾，可预见地、持续地令同一批妇女一次又一次失望。”

Murdolo指出，持临时签证者和非英语背景妇女面临的障碍尤为突出。“移民妇女往往是在身处危机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有关堕胎法律和照护途径的基本信息。”她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让更多“专业且不带偏见的医疗人员”进入这一群体的视野，并推动能够支持患者做出知情决定的配套立法。

对于那些已接受堕胎照护的妇女，Chibber强调，善后支持同样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帮妇女联系相关服务，但必须确保她们有能力真正触及这些资源。”

目前，堕胎已在澳洲所有州和领地实现非刑事化。自2019年起，个人可在怀孕22周内选择终止妊娠，超过22周则须获得两名医护人员的批准。同年引入的改革之一，便包括明确禁止性别选择性堕胎。

然而，新州自由民主党上议员John Ruddick认为，现有措施远远不够。“如果一位母亲仍因孩子的性别而想要堕胎，她显然可以声称是出于其他原因，没人会知道真相。”为此，他提出一项私人议员法案，建议对任何实施性别选择性堕胎的医疗从业者处以最高22,000澳元罚款或五年监禁。

该法案获得了联邦一国党参议员乔伊斯的支持。据报道，他在本周二晚间的一场反堕胎集会上表示：“新州必须通过这项法律，否则我们都等于认同性别选择是合理的，等于认同女孩不如男孩。”

对此，新州卫生厅长Ryan Park于周三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该州存在性别选择行为”。绿党卫生事务发言人Amanda Cohn也批评该法案“充斥着种族主义和反移民言论”。

Family Planning Australia医学教育官员Lucy Cho向SBS新闻表示，该法案不过是“反堕胎者又一次煽动紧张局势、制造选择障碍、将堕胎重新入罪的尝试”，对性别选择性堕胎的聚焦“除了煽动种族紧张局势，别无他用”。

她强调，新州堕胎立法已明确禁止非医学原因的性别选择性堕胎，而近期数据显示，因这一原因实施堕胎的案例极为罕见。

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六分之一的澳洲女性在35岁前有过堕胎经历。研究指出，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女性均会寻求此类照护，而已有子女的女性比无子女女性更可能选择终止妊娠。研究还发现，对自身生殖健康自主权较低的女性——无论是因家庭暴力、吸毒还是避孕失效——堕胎的可能性普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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