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斩获菲尔兹双奖，中国是否已是数学强国？

2026年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办的第3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青年数学家邓煜、王虹双双荣获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邓煜的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颁奖词称，他在稀薄气体的硬球动力学与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非线性色散系统中波动动力学方程的导出，以及非线性薛定谔动力学的概率方法研究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虹的研究领域为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颁奖词称，她将多尺度分析与解耦技术应用于平面波动方程局部光滑性猜想研究，并在傅里叶限制问题、福尔科纳距离集、平面弗斯滕伯格集和三维挂谷问题等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的全球性数学学术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术交流。自1936年起，作为每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保留项目，大会开幕式上会颁发当届的菲尔兹奖。

菲尔兹奖的正式名称为国际杰出数学发现奖。该奖项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命名，每四年评选2—4名有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数学家，获奖者须在颁奖年份的元旦前未满40岁。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煜（左一）和王虹（右一），先后上台领取菲尔兹奖，并与其他获奖者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左二）和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右二）合影。新华社|图

菲尔兹奖被认为是年轻数学家的最高荣誉，和阿贝尔奖并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这让人不禁想到24年前的2002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时年91岁高龄的数学家陈省身在受访时谈及中国的数学发展水平：“我想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数学大国之外大家都喜欢用数学强国，但中国还不是数学强国，还要些时间。”

“中国什么时候成为数学强国？”这一问题被称为“陈省身之问”，也成了中国数学家心中最想解决的“数学猜想”。

在邓煜和王虹此次获奖之际，回想“陈省身之问”提出的2002年，更让人感慨这二十四年来中国数学的发展。

在“陈省身之问”提出的2002年，南开大学教授龙以明和他的学生朱朝锋博士，刚刚在数学“四大期刊”之一的《数学年刊》上，发表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全部作者的署名单位均为中国大陆机构的数学论文。彼时，对于中国数学界而言，在世界基础数学前沿持续产出高水平成果，并在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中占据一席之地，仍是需要长期追赶的目标。

“竞赛”与“高考”的不同路径

但在24年后的2026年，仅前五个月，中国数学家就在“四大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此次邓煜、王虹获得菲尔兹奖，则进一步表明，中国数学不仅在高水平成果的持续产出方面积累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在世界数学最前沿的原创性突破上展现出新的高度。

这无疑为人们进一步思考“陈省身之问”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而在奖项本身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邓煜与王虹迥异而又彼此映照的成长经历，恰恰构成了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数学发展路径的一扇窗口。

作为同时获得菲尔兹奖的“双子星”，1990年前后出生的邓煜与王虹，他们的数学之路，可以说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

邓煜成长于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高级中学，少年时代即在数学竞赛中崭露头角。2006年，他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2007年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两年后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2010年获得普特南大学生数学竞赛最高荣誉“普特南学者”；2011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并于2015年取得博士学位。这是一条典型的“竞赛—名校—顶尖研究平台”的路径。

王虹的经历则迥然不同。她出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早年一直在镇上的学校就读，后来考入桂林中学。2007年，16岁的她又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但心中始终想学数学，入学前便已决定转系。大二时，她通过转系考试进入北大数院。彼时，数院汇聚了大量自少年时期便接受系统竞赛训练的学生，不少人早早展现出过人的数学天赋。相较之下，王虹并不是那种一进入人群就格外显眼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她赴法国攻读硕士，其间曾一度对自己的数学发展丧失信心，想要转行学习建筑。最终对数学的热爱又让她回到数学，并于2014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

新一代成长环境已大不相同

从个人层面看，邓煜和王虹的成功，当然离不开过人的数学天赋，但更离不开对数学发自内心的热爱。无论是少年时期即在竞赛中崭露头角，还是在几经选择与转折之后依然坚定回到数学道路，真正支撑他们走到今天的，都不仅仅是短时间内脱颖而出的能力，更是面对漫长训练、艰深问题和不确定前景时，仍能持续投入的志趣与定力。对基础数学研究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比天赋更难得的，往往是对抽象世界持久而纯粹的兴趣，是在长时间思考中反复逼近问题本质的耐心。

而在另一方面，与天赋、热爱、坚持等个人因素同样重要的是，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足以培养出顶尖数学人才的环境和氛围。

长久以来，在公众的普遍认知里，数学家都是陈景润式的苦行僧形象。而数学研究，也被认为是只属于一个人的、单纯靠毅力的艰苦征程。

但这种印象，实际上是对数学家和数学研究工作的误解。数学研究固然离不开个人长期、深入的独立思考，但它从来不是一种完全封闭的智力活动。问题的提出、方法的形成、思路的修正乃至突破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同行之间持续不断的讨论、启发与切磋。实际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促进数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制约中国数学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国际数学前沿之间接触不足、交流不畅。

对于当时的中国数学界而言，首要问题甚至还不是“能否及时把握前沿方向”，而是“能否真正接触到现代数学本身”。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不仅难以及时了解国际数学发展的最新进展，就连基础性的入门教材和系统性的训练资源也颇为匮乏。彼时，中国大学对现代数学知识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一批曾在欧洲、美国、苏联等地接受训练的前辈学者：他们将自己在海外所学带回国内，再传授给学生和同行，进而一点点扩展中国数学的知识谱系与研究传统。

陈景润、王元这一代数学家的成长，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华罗庚回国后，基于自身所长，也考虑到当时国内数学研究基础薄弱、资料有限的现实，选择在解析数论等方向上集中力量展开工作。这个选择既体现了学术判断，也体现了现实考量。正是在这种从有限条件中寻找可突破方向的努力之下，中国数学才逐渐积累起最初的一批研究成果，并培养出一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学家。

而今天，邓煜、王虹这一代数学家所面对的成长环境，已经与前辈们大不相同。随着与国际数学界学术交流的逐步恢复与不断扩大，中国数学界不仅能够持续追踪世界前沿的发展方向，也能够直接参与到这些前沿问题的讨论、合作与竞争之中。无论是教材、课程、论文，还是学术会议、访问交流、联合培养，中国年轻数学家进入现代数学共同体的路径都比过去通畅得多。

这也正是王虹在菲尔兹奖的获奖感言中提到的“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

继续解答“陈省身之问”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一流的数学家全职加盟中国的各个大学。仅过去几年，就有考切尔·比尔卡尔、埃菲·杰曼诺夫、吴宝珠三位菲尔兹奖得主先后入职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

也正因如此，新一代中国数学家的成长，已经不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摸索”，而是在与国际同行持续对话、彼此激发中完成知识积累、研究训练与原创突破。

“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

中国从来不缺少具有数学天赋，并且热爱数学，愿意为之努力的年轻人。在合适的环境之下，自然就会成长起越来越多优秀的数学家。邓煜和王虹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而在他们身后，更是有一批同样优秀的青年数学家。

事实上，仅仅是近两年，获得国际性数学奖项的中国青年学者，就不只有邓煜、王虹。比如，北京大学数学家刘若川于2024年获得拉马努金奖；而在2026年4月的科学突破奖名单中，唐云清和王虹一起获得了数学新视野奖，张明嘉获得了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数学新前沿奖。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数学研究正在基础前沿领域持续取得新的突破，这也让我们对“陈省身之问”能早日得到圆满回答，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