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越南驱赶26万华人，我国尽数接手，多年后他们用脚给出答案（组图）

1978年5月，广西凭祥口岸的边防人员，经历了他们此生都难以磨灭的一段时日。天还没有完全亮透，山道上就已经出现了人影。

起初是零星几个，弯着腰，低着头，拎着包袱往前走，步伐里带着一种赶路的急迫。没过多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从越南那边的山林和土路上，一条望不见尾的人流，沿着山脊线蜿蜒而来，向着边境线这边缓缓涌动。老人、妇女、孩子、青壮年，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或大或小的包裹。

有人背着用破麻袋缝制的行囊，塞满了家里能带走的一切；有人只揣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把祖传的铜锁；有人怀里抱着婴儿，另一只手牵着孩子，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这些人，祖辈大多来自广东、广西、福建一带。他们的父辈辗转来到越南扎根落脚，一住就是几代人。他们会说带口音的粤语或闽南话，每逢年节仍然贴红对联、挂灯笼。

在越南的市集上，他们是商贩、工匠；在田野里，他们是农夫。他们以为那里就是家，直到1978年越南当局的政令落地，他们才意识到：在原住地住了几代人，依然可以在某个清晨被告知必须离开。

1978年5月至1979年底，经由陆路进入中国境内的难民总数超过26万人。这个数字背后，是数十万个家庭的流离，也是一段绵延数十年历史的开端。

百年根脉：越南华人社会的历史形成

越南境内华人社会的形成有着数百年的历史积淀。明朝末年，大批不愿降清的遗民南下，于1679年前后进入越南南部屯垦。这是越南南部大规模华人聚居区形成的最早来源之一。

与之平行的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来自东南沿海的民间移民持续向越南渗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越南各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区，并建立起以方言为基础的“帮”。

19世纪末，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扩张产业。华人商帮扮演了连接殖民者与本地人的中间商业阶层角色。尤其在西贡堤岸区，华人商业网络极其密集，占据了南越贸易的相当大比重。

1954年越南南北分治后，华人主要聚居在南越，维持着客观的经济角色。即便在越战期间，华人社群的生存状态也相对稳定，华校与报纸仍正常运作。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5年。

1975年后的急转直下：越南统一与华人命运的变迁

1976年越南正式统一。对于生活在南越的华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秩序的根本改变。越南政府迅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人工商业实施国有化。

由于南越私营经济中华人比重极高，这场改造的首要冲击目标便是华人商帮。与此同时，中越政治关系急剧恶化，越南政府将境内的华人群体定性为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1978年3月，越南宣布推行“X2改造运动”。仅在胡志明市，就有数千家华人企业被没收。数代华人家庭辛苦积累的商铺、厂房、存货，在短短数日内被悉数充公。

财产丧失后，紧接着是就业剥夺。越南当局要求华人必须入籍越南，否则取消工作资格。华人子女遭到学校拒收，华文教育体系彻底瓦解，甚至连基本的粮食配给也被大幅削减。

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直接强制华人家庭限期迁离，或实施停水停电。在这种系统性的压迫下，越南华人的大规模出走于1978年春天全面爆发。

越南华人的出走：陆路与海路的两条逃离之路

1978年5月起，华人向两个方向集结：一是向中国边境的陆上出走，二是向南海方向的海上逃离。陆路出走主要发生在越北，归难侨需要翻越山岭步行数日，路途极其艰辛。

广西凭祥、东兴以及云南河口是主要接收口岸。高峰时期，单日入境人数可达数千人。而从越南中南部出发的人，则选择乘坐简陋木船渡过南海，这便是被称为“印度支那船民”的群体。

海上逃亡充满危险，简陋的船只在季风季节极易倾覆。此外，南海海盗的抢劫与屠杀也让这段旅程变得异常残酷。部分幸运者抵达东南亚难民营，另一部分则在漂流中直达中国沿海。

从1978年至1979年，经由陆海两路抵达中国的越南归难侨合计超过26万人。这其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孩。

边境口岸的接收：从无序涌入到有组织安置

26万人的持续涌入，对中国边境口岸的接收能力构成了极大考验。最初几周工作带有应急性质，地方政府紧急调配物资，在口岸周边搭建了密密麻麻的临时帆布棚和板房。

1978年7月，国务院层面的协调机制正式运转，明确了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海南等省份的任务。各口岸接待站扩容，建立了完善的登记核实、医疗检疫和分流转运流程。

中国政府明确政策：凡具有华人血统、自愿留在中国境内的归难侨均予以接收，享有与国内公民相同的保障，包括入学、就业、医疗及获得国籍的权利。

在登记完成后，这26万人各自前往指定的华侨农场。就在他们刚刚站稳脚跟之际，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这些亲历了越南驱逐、又目睹了边境战火的归难侨，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直到多年之后才显现出全部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