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党80年贴票仓即将易主？乡村选民不满现状，纷纷转投一国党（组图）

在Kingaroy绵延起伏的丘陵深处，一条红土路旁，Darren Munt正在牧场里清理马缨丹。他关掉拖拉机引擎，匆匆聊起政治。

这位养牛兼奶农“一直投票给国家党”，只是偶尔会三心二意，把票投给颠覆性的对手一国党。

不过，如果明天就举行联邦选举，Munt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会“立刻”把票投给韩森的政党。

“我觉得她在移民和住房上的政策很到位，”他说，“这里的房价已经疯了。我儿子今年21岁，他现在根本没机会买房。”

Kingaroy农场主Darren Munt表示，自己“一直投票给国家党”，但如果明天举行联邦选举，他会“立刻”转投一国党。

自1996年以独立议员身份发表那篇后来臭名昭著的“被亚洲人淹没”首次议会演讲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韩森政治征途的核心。

此后三十年里，她所在的政党饱受内斗和丑闻困扰，但在Munt看来，前国家党党魁乔伊斯（Barnaby Joyce）的加盟，反而为该党带来了“更多的经验”。

因此，本月的Farrer补选结果——一国党在这个由传统保守党派把持了77年的乡村选区痛击联盟党——对Munt来说毫不意外。

“民众受够了，”他说，“他们希望有一个能真正代表自己的声音。”

日益加剧的脱节？

咖啡馆老板Cath Kenny说，她曾给堪培拉的政客们写过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三个月，结果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她坐在自己那间1950年代美式餐厅风格的Burning Oil Cafe门前——这里位于布里斯班西北方向约三小时车程的Nanango——乐于详细解释那封信的内容。

“我向他们发起为期三个月的挑战……靠我们的工资过日子。这是他们让这个国家重回正轨的唯一办法，”Kenny说。

Burning Oil Cafe老板Cath Kenny（左）和友人Sandra Ruthenberg在Nanango。

在Kenny看来，所有政客看起来都一个样——“高高在上”，只有一个例外。

“韩森有她的缺点，但她开过外卖店，过过普通人的日子。她不是那种读完职业技术学院就一步踏入政坛的人。”

Kenny和Munt生活在昆州面积最大的联邦选区Maranoa的东部边缘。该选区从大分水岭山麓一直延伸到辛普森沙漠，占地73万1297平方公里。

自1943年以来，Maranoa便由国家党（包括其前身乡村党及后来的自由国家党）牢牢把持，是该党不折不扣的大本营。在上次联邦选举中，时任国家党党魁David Littleproud成功捍卫了这一联盟党最安全席位的地位。

一国党真能在霍华德（John Howard）曾称之为“马拉诺亚王国”的选区扳倒国家党吗？

今年2月，澳洲广播公司就此事提问时，格里菲斯大学副教授Paul Williams说，这种可能性已从“绝无可能”变成了“困难重重”。

“Farrer补选之后，我会说，现在这已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他如今这样表示。

花生售卖车里，陈列着Joh Bjelke-Petersen的肖像。

乔爵士的幽灵

昆州任期最长的州长、国家党的Joh Bjelke-Petersen爵士的幽灵，依旧紧紧攫住着Kingaroy这座有着巨大花生筒仓的小镇。

镇上的机场——Bjelke-Petersen家族产业脚下的一片绿地——以他命名，他的妻子则被纪念在Lady Bjelke-Petersen医院里。他的照片被装在相框里，挂在路边煮花生车的墙上。就连倾向绿党的护工兼后院园艺师Sacha Bruyn——她照料着“Kingaroy唯一的街边花园”，身上穿着一件写着“现代女权主义者”的T恤——家里也挂着一幅Bjelke-Petersen的肖像。她笑着将此归因于她的伴侣Dave，“他收集了许多历史物件”。

Kingaroy唯一的街边园艺师：Sacha Bruyn。

国家党在Kingaroy的根基虽然深厚，其裂痕也同样明显。

2013年，Bjelke-Petersen的儿子John与保守派建制派决裂，打着矿业大亨Clive Palmer的旗号竞选Maranoa席位。他获得了13.91%的第一选项票，与工党（16.29%）相差不远，但远远落后于自由国家党（57.42%）。

如今，John Bjelke-Petersen仍住在Kingaroy，打理着家族庄园Bethany。他放下牛栏里的活计，歇了歇，拿起午餐时蘸过的两罐塑料瓶装花生酱端详起来。这些酱料标榜“澳洲制造”——用的却是进口坚果。

John Bjelke-Petersen表示，两党政府都“辜负了乡村和偏远地区”。

两手各拿着一罐酱，Bjelke-Petersen猛烈抨击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政策。他说，这些政策导致重金属污染物含量更高的花生得以进口，并造成了本地产业的“毁灭”。在他看来，两大政党都被自由贸易议程所束缚，将乡村地区彻底抛在了后面。

“你去各个镇上走走，看看它们过去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各种服务都被砍掉了，”他说，“无论哪一边执政，历届政府都辜负了乡村和偏远地区。”

当被问及下次选举打算投票给谁时，这位前州长之子斟酌着自己的措辞。“我觉得韩森的方向是对的，”他说，“她说的话确实很中听。”

复杂的感受

并非当地所有人都被韩森的言论所打动——也并非所有人都觉得她的滑稽行为有趣。47岁的James Lane在Yarraman郊外的D'Aguilar公路旁卖柑橘、牛油果和番荔枝。这位既是农场主也是劳工的人说，一国党“没什么问题”。

James Lane（左）和父亲Ron在Yarraman郊外卖水果。James形容韩森“很危险”。

他希望看到该党提议的天然气国内配额政策落地，也欣赏他们“关照澳洲家庭”的“道德准则”。

但作为一个“非常注重精神层面的人”，Lane无法原谅韩森屡次身穿罩袍闯入议会的噱头。

“那个女人很危险，”Lane谈到韩森时说，“你绝不能拿别人的宗教服饰开玩笑，永远都不能。即使只是文化服装，这么做也很无礼。”

退休高中手工艺术教师Steve Oliphant，在一个由他亲手参与修建、座无虚席的俱乐部会所屋檐下，观看Kingaroy红蚂蚁队对阵Murgon野马队的比赛。正是因为参与了俱乐部的建设，他获得了这家橄榄球联盟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资格。

Steve Oliphant（右）对Farrer补选结果感到震惊。

Oliphant对Farrer补选结果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我只是摇了摇头，”他说，“我就是看不出，一国党能带来什么好事。”

澳洲最著名的选举分析师Antony Green表示，“毫无疑问”，如果一国党继续保持目前的表现，它“将在全国每个乡村选区都获得很高的票数”。

“但乡村选区不会决定下届大选的结果，”他说。

Pauline Hanson、一国党联合创始人David Ettridge（右）和支持者们共同庆祝1998年昆州选举结果。

Green说，国家党——以及乡村和偏远地区的自由党议员——正与一国党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较量。为了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抛出了两个源于世纪之交昆州政坛的问题。

1998年，初出茅庐的一国党异军突起，一举拿下11个席位，初选得票率甚至高于国家党和自由党。然而仅仅三年后，当丑闻缠身的工党少数政府提前举行大选时，一国党已分崩离析。右翼阵营一片混乱，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这一次，韩森的团队能否团结一致撑到2028年？

过去的教训

从那个时代的昆州政坛汲取教训的人当中，还有Dorothy Pratt。如今，这位退休人士与丈夫Tony一起住在Kingaroy的家中。Tony照料着几十棵果树和菜地，据Pratt说，这些让她在确诊多发性硬化症25年后，依然“尽可能保持着健康”。她画水彩画，还收集尤克里里。

但在1998年，Pratt曾代表一国党赢得了Bjelke-Petersen原来所在的州席位，并在接下来的四次选举中，均以独立议员身份重返议会。

“那时候，我们都相当天真，”Pratt谈及一国党在90年代末的内爆时说。

她希望韩森在过去30年里“在政党结构方面学到了很多”，自己“依然无比敬重韩森”——就像她当年敬重已故的Bjelke-Petersen一样。

Pratt还希望联盟党不要再“忘记一国党里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的人”，避免与保守派对手内耗。她欣赏联邦反对党党魁Angus Taylor在移民问题上的表态。如果Taylor领导的联盟党能让Pratt相信他们“是诚实的”，她会在2028年把票投给他们。

前一国党及独立议员Dorothy Pratt。

这么说来，Pratt的选票，联盟党是志在必得的？

“绝对如此，”她说，“但也极易失去。”

Pratt关于选民脱离传统政党的观察，正是Williams这类政治专家所说的“脱钩”现象。

他说，澳洲是世界上“最后一批”经历这一过程的国家之一。但在过去的几个选举周期里，政党认同的削弱已经加剧——尤其在当前的保守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他提醒，不要过度解读这一个“搅局者的投票箱”。

“Farrer补选只是一次轻微地震，”Williams说，“真正的地震，是当你看到选民不仅脱钩、还重新组合的时候。如果举行一场大选，一国党赢得的席位比联盟党还多，那才叫地震。”

“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一国党和国家党均拒绝就本文置评。但对于Williams这样的论断，他们已在别处反驳说：“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