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躺赚数十亿公款却让穷人受罚，联邦政府为何不敢终结福利私有化？

一直以来，我们对福利的愤怒都指向了错误的对象。图片：Shutterstock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被政治领导人和资本精英训练得将愤怒向下发泄。

本月初公布的联邦预算案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当福利支出又一次成为预算蛋糕中最大的一块时，全国上下都不情愿地退缩了。

我们抱怨“纳税人的钱”被用来维持最弱势澳洲人的生存与生计，我们被训练得相信，社会安全网的问题出在那些依赖它的人身上。

但真正的丑闻——那个明摆着的丑闻——并不是花在福利上的钱，而是我们交到私人公司手中、让它们去管理福利的权力。

外包的权力，缺失的问责

几十年来，历届政府将失业澳洲人的管理、监控和监督职责外包给私人机构。这些公司未经选举产生，无需对公众负责，也不受与政府机构相同的透明度义务约束，却对依赖社会保障生存的人们的生计和收入行使着巨大的权力。

有一点必须说清楚：唯一应该负责管理公共资金的，是政府本身。不是因为政府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至少在结构上需要对花销纳税人金钱一事承担责任。

将合规监督的权力——暂停发放福利金、施加处罚、判定某人是否履行义务的权力——拱手交给私人企业，本身就是在滋生腐败、制造扭曲的激励和不当的政治影响。利润与贫困一旦混在一起，后果已有先例。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看看 Indue 无现金借记卡：这个系统将公共资金输送进一家有着深厚政治关系的私人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一度包括自由党主席。这张卡在那些几乎没有拒绝能力、也没有政治发声权的社区中试行，而后不断扩张——不是因为有效，证据恰恰证明它无效，而是因为它有利可图。

再看就业服务行业：那些公司从政府合同中赚取了数十亿，却交出极其糟糕的成果，以至于一项议会调查将整个体系形容为“不合目的”。政界与该行业之间的“旋转门”至今转个不停。这些，都是一套不仅外包了服务供给、更外包了政府权力的体制所必然滋生的症状。

证据充分，改革却停滞不前

然而，历经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一次又一次的证词，政府仍然拒绝去做那件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事：终结私有化的合规体制。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答案。他们知道。证据已是压倒性的。2023年的议会调查明确指出，市场化模式本身就是问题所在。社会服务组织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改变，亲历者的倡导声音更是不绝于耳。政府自己的措辞如今也承认，这一体系“装备不良”且“正在失灵”。

问题的症结，从来不是证据，而是勇气。

改革的代价，政客不愿承担

收回就业服务意味着重建一个被故意拆解的公共系统——招聘数千名员工，重建本地办事处，承担起那些被方便外包出去的合规决策责任。这意味着直面那些为保护自身收入来源积极游说的强大私人机构，意味着冒着被对手贴上“大政府”标签的政治风险。

更难的是，这还意味着承认：过去25年里，两党推行的政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意味着承认外包实验失败了，承认给失业澳洲人造成的伤害并非意外，而是一个围绕竞争、利润和惩罚设计出来的体系必然产生的后果。

政府不喜欢认错。他们宁愿修修补补、柔化形象、重新包装、宣称“全面改革”，也绝不触及核心——尤其当纠错需要真金白银时。

小修小补，难解根本

于是，政府没有终结私有化的合规体制，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三层模式：更宽松的共同义务要求、更少的自动停发处罚、更多的人员监督。这些调整确有改善，能让一些人的生活少一些混乱。

但这不是结构性变革，不过是在一个建立在伤害基础上的系统内减少伤害而已。

最令人气愤的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更多报告、更多调查、更多被支付数百万的顾问，来告诉我们失业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事。政府手里有数据、有证据、有建议，也有道义上的责任。

那么他们在等什么？等一份告诉他们想听的话的报告？等一个感觉更安全的政治时机？等一个不得罪那些已深深嵌入福利机器的私人机构的方法？

该将愤怒对准真正的问题

在某个时刻，我们必须停止假装这是一个证据问题。这是一个勇气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想建立一个公平、人道且有效的就业服务体系，就必须终结私有化的合规体制。可以让私人机构提供职业支持以抵消成本，但暂停某人的收入、确定其义务、决定其是否有饭吃的权力，必须回归公共领域。

我们的愤怒，一直指向了错误的对象。现在是时候将它对准应该对准的地方：那个惩罚穷人、肥了强权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