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一代力挺韩森，支持率飙至43%！备受煎熬的中年人为何纷纷倒向一国党？（组图）

工资增速不及通胀，代际不平等日益加剧，置业率持续下滑——大批四五十岁的澳洲人感到自己被时代彻底抛弃。

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首次胜选10年后，澳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民粹主义时刻。尽管21世纪风波不断，澳洲经济总体上基本安然无恙，但接踵而至的危机已在越来越多的家庭身上留下深深的伤痕。

而推动这股浪潮的，并非渴望变革的愤怒年轻人，而是在过去数十年危机中大多默默前行的一代人。

X世代——通常被认为对政治漠然、不愿惹是生非——如今大多已年过半百，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他们，并不开心。

一系列不满情绪在50多岁人群中汇聚，根据一项民调，X世代对一国党的支持率达到43%。合成图片：AAP/Getty/Guardian设计

过去一年，一国党的崛起堪称非同寻常。该党在2025年5月大选中获得6.4%的首选票；到了10月，根据Essential民调，这一数字名义上翻倍至13%。此后，一国党支持率再度翻倍，目前达到28%——仅比工党低一个百分点。

一系列将选民推向一国党的不满情绪，在50多岁人群中高度汇聚。根据Redbridge的民调，X世代对该党的支持率更是高峰至43%。

专家将X世代称为“三明治一代”，上有年迈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年幼子女亟待抚育。他们面临重重经济挑战：住房拥有率远低于前人，眼睁睁看着富人愈发富裕，自己却在低工资增长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正是这种被甩在时代后面的感受，让许多人心生怨愤。

专家指出，正是这种困境，以及这些紧紧拉扯着四五十岁人群的独特问题，正将X世代推向曾经的政治边缘地带。

“百分之百是因为经济”

Wesley Jasper 想都不用想。问他为什么打算投票给一国党，他脱口而出：“经济。”

“百分之百是因为经济，”他说。“我的税款去哪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能为像我这样一辈子辛勤工作的人做些什么，让生活水平稍微提高一点吗？”

Jasper 在军队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现任职于一家政府机构。他和伴侣曾计划在堪培拉定居抚养孩子，“热爱那里的一切”，却因生活成本高企，不得不搬回了Ballarat。

“我和妻子，过去大概十年、十五年里，我们都从前段关系中走出来，在堪培拉生活和工作，拼命负担着高额租金，几乎失去了一切。”

“后来我们省吃俭用，存钱搬回了Ballarat——经济上更划算，我们才终于成了新晋的房贷持有者。”

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整体首选票目前为31%，而工党为28%。摄影：Jesse Thompson/Getty Images

Jasper 形容自己是一国党“长期收听、首次来电”的新成员。他过去一直是摇摆选民，但今年正式登记入党。

“我已经工作了35年，却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说。“我真的没什么可以展示的。这很伤人，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早已能够退休，而我可能还要再熬十年、十五年。”

橙色海啸

学术研究发现，日益增长的经济悲观情绪，与澳洲选民显著偏离主要政党、转向独立候选人乃至民粹主义替代选项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因果联系。

Redbridge战略与分析主任 Kos Samaras 表示，在一国党最近这波支持率飙升之前，其典型支持者是五六十岁、住在即将还清贷款自住房里的选民，主要担忧公共服务恶化和社区衰落。“有很多地位焦虑，但经济上不算太差，”他说。

Redbridge的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整体首选票目前为31%，工党为28%。

Samaras 指出，壮大一国党根基的新支持者是一个范围宽泛得多的群体——更年轻，四五十岁，在远郊或偏远地区租房生活。五十多岁仍没有自己的房子，是深深沮丧的根源。“或者，如果他们背负房贷，也是在利率低的时候，借到了自身能力的极限。”

对统计局（ABS）数据的分析显示，45岁至55岁左右人群中的租房比例大幅攀升：在近三十年间，从12%跃升至21%。

三明治中的肉饼

KPMG城市经济学家 Terry Rawnsley 表示，X世代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上面夹着七八十岁的婴儿潮一代父母，下面是仍住在家中、面临各自代际困境的子女。

Rawnsley 指出，如今这批处于四十多岁末尾到六十岁出头的澳洲人，正在应对一套他们独有的经济挑战：X世代在同龄时的住房拥有率远低于父辈，而“那些幸运买到房的人，背负的债务也远比父母当年沉重，还要在更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运转”。

统计局（ABS）数据证实，45至54岁人群中完全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自90年代末以来急剧下滑。1998年，超过40%的45至54岁澳洲人完全无贷款持有自住房；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跌至仅15%。

年纪更大，背负更多房贷债务

49岁的 Ali Carter 和伴侣住在Echuca，她正在攻读社会工作专业，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伴侣则做园丁和工厂工人。

“房子是银行的，”她说，“和很多人比，还不算太糟。”

汽油价格涨了，每周购物开销翻了一倍多，Carter 说，即使丈夫加班，可能每周也只能多挣50澳元。“你不会变得更好，这太荒谬了。”

新冠疫情期间，Carter 开始接触主流媒体以外的声音，过去12个月里，她对政治的兴趣与日俱增。过去她从未真正关心过政治，对自己的选票也并不在意。

专家表示，经济方面的不满——以及寻找包括一国党在内的替代性政治选项——源于飙升的生活成本。摄影：Bianca de Marchi/AAP

Carter 说，她支持一国党，是希望看到澳洲“回归到原来的样子”——更多产品在本土制造，减少外资所有权。她也担忧偏远地区的就业机会匮乏、生活成本高企，以及Echuca与墨尔本之间不及其他地区城市便利的公共交通。

“我能与一国党产生共鸣，”她说。“韩森会深入社区，与普通人交谈，不会居高临下。她记得自己曾开过炸鱼薯条店——她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富人更富

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 Beth Webster 表示，经济不满的根源在于生活成本的急剧攀升。持续走高的利率、燃油冲击，以及当前预算税改引发的房价下跌讨论，共同将消费者信心拖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附近。

“社会中的某些群体确实正在受苦，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Webster 说，“油价上涨只是让这一切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更令这种不满情绪雪上加霜。

Webster 对统计局（ABS）数据的分析显示，最高收入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是最低收入者的两倍有余。经通胀调整后，收入前10%雇员的时薪中位数在2014年至2025年间增长了25%，折合每年约2%；而底层10%工人的时薪中位数在同一时期仅增长了10%，每年约0.8%。

底层、顶层和中等收入者的实际时薪

Brent Larkham 年轻时曾有些“左倾”。他出生于1970年，在80年代成长，那时候他关心核武器和环保——甚至为修复臭氧层空洞的项目募过捐。“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想拯救地球，拯救鲸鱼，拯救一切，”他说。

此后他经历了一段对政治的冷漠期，十年前，政治“是别人做的事情，你不会太过在乎”。但和许多出生于1965年至1980年间的X世代一样，他后来改变了想法。如今，这位Tamworth的小企业主兼乡村歌手渴望一种不同的变革。

大约四年前，他开始关注一国党。上次选举中，他曾在新英格兰选区参选，对手正是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Barnaby Joyce）——乔伊斯如今已是一国党成员，但彼时还是长期执掌新英格兰的国家党议员。

“那个年代，政党还会为竞选承诺负责，没有兑现就会被选民赶下台，”Larkham说，“而现在，人们已经预设他们只会撒谎。一个说'给你20块'，另一个说'给你30块'，大家就跟着30块走了。诚信已经丧失。”

他说，这一代的许多人目睹政治在两党之间轮番交替，却什么都没有改变。“人们在想，他们不过是在自己之间传球，而与此同时，你去加油站、去超市，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你经营一家小企业，那更是——留神了，难上加难。这说不通。”

他如今甚至转变为核电的支持者，反对在新英格兰地区大规模建设可再生能源设施。若是年轻时的自己看到现在，“我可能会说，'你知道什么，你这个老混蛋？你只是想炸飞我们所有人'，”他笑道，“但现在，我年纪更大，也更明智了。”

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明天举行投票，民调显示自由党和国家党将遭遇灾难性崩盘。

但艾博年清楚，在民众加速偏离主要政党的大潮中，一国党也已开始从工党手中抢走选民。“很明显，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现行体制是否真正为民众服务，存在深深的挫败感——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总理本周对记者表示。

在回击韩森时，艾博年表示，“仅仅发现问题是不够的，你要做的是找出解决方案。当人们做出投票决定时，他们会判断谁真正有能力兑现承诺。”

然而，对于困扰着心怀不满的X世代澳洲人的种种难题，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至今仍极度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