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对以色列的批判不能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图）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Refaat Ibrahim在Pearls & 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揭示“反犹太主义”与对以色列批评被系统性混为一谈的现象》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当代许多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被简单归因为“反犹太主义”，从而掩盖了以色列国家政策在激化全球愤怒中的关键作用。

全文如下：

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遭受攻击或威胁时，以色列及其庞大的政治与媒体支持网络都会迅速将事件界定为历史反犹太主义的直接延续。

暴力被呈现为源自对犹太人作为犹太人的根深蒂固仇恨的产物，仿佛当代的政治语境以及以色列国以犹太教之名所采取的行动，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影响。

这种简化且政治上方便的解释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塑造全球反应与愤怒的决定性因素，是以色列的政策，而非犹太宗教身份。

这绝不意味着否认反犹太主义的存在或淡化其危险。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真实的、具有历史根源的，并且常常是暴力的。

道德与政治问题的出现，始于当这种现实被用作保护一个实行殖民主义与系统性暴力国家的盾牌之时；当犹太人这个多元的人类群体被刻意与一个被指控犯下严重罪行的政治与军事体制——以色列——混为一谈时，问题也随之而生。

以色列被国际及以色列本国著名人权组织描述为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在加沙实施了构成种族灭绝的行为，却自我呈现为“犹太人的国家”及“全球犹太教的守护者”。

这种主张并不能保护犹太人，反而将他们置于火线之中，把他们的命运与一个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也无权在道德或宗教层面以他们名义发声的国家的罪行捆绑在一起。

保护平民是一项原则，而非政治工具

人权框架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每一名平民都应受到保护，无论其宗教、种族、性别或政治背景如何。

因为宗教身份而攻击犹太人是一种应受谴责的罪行，正如因为民族身份而攻击巴勒斯坦人同样应受谴责。

然而，以色列通过其殖民与军事实践，破坏了这一原则，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选择性工具，只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才被援引。

在加沙，世界目睹了彻底的毁灭景象：社区化为废墟、医院被摧毁、儿童死于轰炸、饥饿或缺乏药物。

同时，以色列官方声明以集体性的语言为这种暴力辩护，声称是在“保卫犹太人”或“保护犹太文明”。

这种言辞并非毫无后果。当大规模屠杀与饥饿被与宗教身份相联系时，一些人便更容易——尽管错误且危险地——将这些罪行投射到整个宗教群体上。

随后，以色列又声称任何愤怒的反应都是反犹太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不仅是仇恨的受害者，也是制造对犹太人自身危险环境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它将犹太人变成国家罪行的道德与政治盾牌。

犹太复国主义：一个殖民的政治项目，而非宗教教义

要理解这一复杂性，必须明确区分犹太教这一拥有多重流派的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殖民政治项目。

犹太教是一种信仰与身份，其信徒在多元社会中生活了数个世纪，并在许多地方遭受迫害。

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则是一个政治运动，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在欧洲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上升的背景下出现。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Theodor Herzl尔并未掩饰该项目的殖民性质。在他的著作与通信中，他把犹太复国主义描述为一项殖民事业，并寻求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他写给英国殖民主义象征人物Cecil Rhodes的那封著名信件并非比喻，而是直接请求为殖民冒险提供支持。

更关键的是，Herzl本人曾提出过巴勒斯坦以外的地理替代方案，如乌干达和阿根廷，这表明目标并非实现宗教预言，而是为欧洲犹太人建立一个殖民定居实体。  

在这一背景下，基督教复国主义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英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支持，并非出于对犹太人安全的关切，而是基于帝国主义与神学的解读，认为巴勒斯坦既是实现宗教预言的场所，又是帝国的战略基地。

这种神学与政治的汇合最终体现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英国将其并不拥有的土地“赋予”一个并不居住在那里的人群，同时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图片来源：Pearl&Irritations）

以暴力为立基工具

在建立以色列占领政权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武装民兵就已对巴勒斯坦平民实行系统性暴力。

爆炸、暗杀与屠杀并非个别偏离行为，而是清晰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清空土地、驱逐原住居民。

1948年的代尔亚辛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以恐怖为武器迫使巴勒斯坦人逃离的鲜明实例，这一行为后来被称为“纳克巴”（灾难）。

这种奠基性的暴力在占领建立后以不同形式延续，但逻辑始终如一：控制土地、分裂巴勒斯坦社会，并强加一种永久的殖民现实。 

近几十年来，“种族隔离”等术语已不再局限于巴勒斯坦话语。国际组织如Human Rights Watch和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以色列组织如B’Tselem，都得出结论：以色列实施了一种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其法律与实践明确区分并歧视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

在加沙，以色列的政策已超越占领的范畴，达到国际法专家和人权组织所界定的种族灭绝层面。

对基础设施的蓄意摧毁、对医疗系统的打击以及对食物、药品和水的封锁，无法以军事理由辩解，完全属于集体惩罚与缓慢灭绝的逻辑。

反犹太主义的武器化：从保护到压制

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真实且危险的现象。然而，这一现实被广泛地政治化利用，形成所谓“反犹太主义的武器化”——即利用该指控作为工具，用以压制对以色列的合法批评，而非应对真正的仇恨。

英国犹太裔反复国主义活动家与作家Tony Greenstein是揭露这一做法的最重要声音之一。

在其著作中，他解释了反犹太主义指控如何被用来抹黑记者、活动人士、学者，甚至反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仅仅因为他们批评以色列或支持巴勒斯坦权利。

对Greenstein而言，这种做法并未打击种族主义，反而剥夺了“反犹太主义”这一概念的道德意义。

由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推动的反犹太主义定义提供了一个明确例证。

许多国家与机构采纳了这一定义，其中包括一些将批评以色列与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的例子，使其成为压制抗议、针对学者、限制公共辩论的有效工具。

许多法律专家警告称，这一定义保护的是一个国家，而非一个人类群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极右翼——历史上以敌视犹太人著称——如今却成为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观点的真正转变，而是利益的趋同：形象漂白、为伊斯兰恐惧症提供辩护，以及将暴力转嫁给“他者”。

结语：政治觉悟，而非仇恨

归根结底，这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与伦理问题。它关乎一个以剥夺、歧视与暴力为基础的殖民体系。

理解这一现实，并区分作为多元宗教的犹太教与作为政治项目的犹太复国主义，并非反犹太主义，而是实现正义的必要前提。  

真正的正义要求保护巴勒斯坦人免遭种族灭绝，也要求保护所有人免受仇恨伤害。

它同样要求拒绝将一个人类群体变为殖民集团罪行的遮羞布，并直面那些武器化指控、窒息辩论与阻碍问责的做法。

唯有如此的清晰，方能打破暴力循环，为以正义而非支配为基础的和平开启希望。 

*Refaat Ibrahim是一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也是The Resistant Palestinian Pens的创办人。

他毕业于Islamic University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撰写有关巴勒斯坦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议题，通过作品为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发声，相信写作是连接真相与人心的桥梁。

（Krystal）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