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26年换7任总理：从陆克文、莫里森到艾博年，为何难以破局？（图）

如何评价本世纪以来领导澳洲的七位总理？至少有两点初步观察值得关注。

总体而言，澳洲在这段时期的总理人选表现平平，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历史表明，总理的领导力本就存在波峰和波谷，丰饶时期之后往往紧随着荒芜时期。

例如，从二战到1960年代中期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澳洲由三位强有力的领袖——John Curtin、Ben Chifley和Robert Menzies相继治理。

然而，Menzies之后却是一连串相对平庸的继任者：Harold Holt、John Gorton和William McMahon。

同样，自1983年霍克（Bob Hawke）当选起，澳洲也迎来了一段巨人辈出的时代：霍克、基廷（Paul Keating）和霍华德（John Howard）相继执政。

在我看来，霍华德在后期任期内的领导素质有所下降，他留给国家及其所在政治派别的遗产，最终带有腐蚀性。

尽管如此，霍华德无疑跻身澳洲总理的第一梯队，政治史学家对国家领导人的排名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些榜单中，霍克与John Curtin不相上下，争夺榜首；基廷也稳居前列。

Book cover

第二个观察是：总理这份工作，无疑变得越来越难。而身陷其中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食其果。

政治领域有一个长期趋势（且不限于澳洲）：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日益显赫，权力也日益向其手中集中。国际政治中的“峰会季”便是典型表现——世界领导人齐聚一堂，做出影响各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决策。各种力量持续推动这种“领导人主导”的趋势，也让这一职位的要求水涨船高。

与此同时，主要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萎缩，选民对政党的归属感日渐淡薄。这既加速了权力向领导人转移，也让执政环境变得愈发动荡。

主要政党基层的枯竭几乎看不到放缓迹象。最新一项估计显示，曾在维州称霸的自由党分支，党员人数已缩减至9000到10000人之间。这些党员以白人、男性、年长者为主，平均年龄接近70岁。可以说，该党的草根力量正在凋零。

工党在成员多样性方面略胜一筹，但普通党员同样趋于老龄化，全国人数仅略多于5万。

主要政党基层活力的衰退，加之其理念日益模糊，赋予了领导人更大的自主空间，同时也让他们肩负起更重的使命——必须独自为政党的方向赋予意义。

进入本世纪以来，议会党团曾多次罢免总理，在反叛与温顺之间反复摇摆。在历史上以集体主义著称的工党，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政府党团表现出的被动姿态，也是总理所受约束日趋松动的又一迹象。

自电视成为政治传播主要工具以来，媒体便是抬升领导人地位的重要推手。然而，媒体在本世纪经历的革命性变革，也让总理这份工作难上加难。这些变化之深刻、之扰动，甚至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可治理性”。

霍华德1996年上台时，曾在20世纪下半叶为政党和领导人提供良好服务的大众“广播”式传播模式仍占主导。

然而到他11年后失去权力时，这一模式已开始瓦解。传统媒体的经营模式崩塌，导致传播版图四分五裂。24小时滚动新闻对内容的无尽渴求，给媒体和政治阶层都带来了沉重负担。

陆克文（Kevin Rudd）作为澳洲首位“全天候”总理，曾尝试驾驭这股浪潮，但结果毁誉参半。

最具颠覆性的事件，是互联网这一全新传播技术的戏剧性崛起。社交媒体那种无政府的、实时的、“后真相”逻辑，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新兴社交平台在舆论形成中的话语权与日俱增。可以说，传统“大众”媒体正被一种新型的“分众传播”（narrowcasting）逐步蚕食。

在澳洲，媒体变迁对政治的冲击有其独特之处（但并非孤例）。本世纪初，这一领域的主导者——Rupert Murdoch旗下的News Corp“越过了底线”。

News Corp旗下报纸背离了平衡报道原则（尤其在评论版块），对中左翼政治以及任何敢于不与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同行媒体，发起了类似“搜索并摧毁”式的打击。深受公众喜爱的澳洲广播公司（ABC）成了主要靶子。

随后加入这场讨伐的，还有Sky News Australia——一家于2016年被News Corp收购的新闻评论频道。Murdoch旗下媒体所表现出的肆无忌惮的党派偏见与报复行径，加剧了进步派与保守派媒体之间的鸿沟，相应削弱了有意义的全社区政治对话和真正的思想交流。

无论媒体还是政治领域，辩论都日趋粗俗化、丧失了基本礼貌。这些趋势又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被进一步放大。

讽刺的是，随着时间推移，Murdoch媒体的报道越是狂躁，对公众的影响力反而越低。这对澳洲右翼政治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负担——其极端做法主要把保守派推向了眼下的边缘化境地。

从陆克文起，21世纪初的历任总理在应对媒体的疯狂、分裂与极化时，各出奇招，但大多被折磨得晕头转向，即便身后簇拥着大批媒体随从也无济于事。

在自由党阵营，艾伯特（Tony Abbott）尝试将沟通主要局限于意识形态上的同路人，结果被证明是弄巧成拙。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吉拉德（Julia Gillard）——无法或不愿配合媒体所期待的那种表演性表达。另一些人——如陆克文和莫里森（Scott Morrison）——则用力过猛，让精心塑造的人设在媒体的窥视下崩塌，露出了不真实的底色。

艾博年的路数又不一样：他几乎是用沟通上的平淡无奇，对媒体进行“麻醉”。

而所有人都发现，在这种环境下要突破重围触及选民、要与选民就政策或其他议题建立并维持对话，都难如登天。

这并不能为本世纪缺乏深远改革开脱，但它确实让这一缺失变得更容易解释。